视觉人类学不仅关注图像等表述文本，更看重图像后面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不仅对表述者感兴趣，也对被表述者感兴趣，对表述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看与被看、主位与客位、拍摄与被拍摄等)感兴趣。 关于西藏的影像，一直存在着一种天人合一、全民同宗的刻板印象。这种关于族群和信仰的印象虽然是基于藏区的事实而非假象，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事实时常被忽略，或被强大的族群和信仰符号遮蔽了。和人类所有的族群和信仰一样，藏族也是由不同社会分层的人们组成的，藏传佛教信仰者无一例外是世俗凡人。他们眼中的世界，基本就是他们在自己所处位置的观看。所以，他们关于西藏的摄影，不可避免地成为特定“我群”的一个镜像，投射着拍摄者身份、立场、观念等的影子。这种感觉，在其镜像存在着另外的参照文本的时候，特别明显。 我手边正巧有两种这样的影像文本，一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僧侣德木活佛20世纪20-50年代拍摄的西藏，一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解放军汉族摄影师蓝志贵50-70年代拍摄的西藏。当我把两者放到一个视觉呈现的平面上对比观看，发现有一些隐藏在影像后面的问题浮现出来：作为藏人拍摄的西藏人和被汉人拍摄的西藏人(包括藏族、珞巴族、门巴族以及尚未做民族“识别”的僜人)，他们是同一个群体吗？对于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或不同民族的同一信仰者来说，谁是“我们”？谁是“他们”？“我们”和“他们”当时处于什么关系？这些彼此错位的关系有边界吗？什么是族群和信仰的边界？ 边界的概念在不同的权力结构、文化模式、信仰系统和人类群体中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在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权力决定着空间的界定，如传统中国“一点四方”(中原为中心，四周为边疆)的空间观，以统治民族或主体民族，和被统治民族或“少数民族”的区隔为族群边界。即使是边地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其国家意识仍然持这样的空间概念。而在文化模式和族群认同层面，中心却是多元的。征服者的家乡被列为圣地，如元大都。农耕文化的核心区域在水利系统发达的平原，畜牧文化的核心区域在草原和山林。宗教信仰者的圣地，更是一切的起点和核心，如藏传佛教中的曼陀罗或坛城，在信仰者心目中那就是“世界之脐”，宇宙的中心，共同的精神家园，它们是藏传佛教艺术着力塑造的神圣象征。 西藏历史上随着中央国家政权和政策的变化，族群关系分分合合；汉藏文化、蒙藏文化、满藏文化在长期的互动整合中，有交融也有疏离。在社会急剧转型的20世纪，族群、文化乃至信仰的边界不断漂移，以任一固定指标划定区隔或认同边界的做法都可能面临质疑。到现代，“区隔”更是不再可能成为国家统治的合法依据。作为多元一体的多民族现代国家，文化的多样性、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无疑是国家安定和谐的基础。 一、文化和政治地标布达拉宫 1942年，德木活佛登上拉萨西边药王山的最高处，用刚从印度买的蔡斯爱康照相机拍了一张风景照在此之前，德木活佛使用的相机是木制的，大约三十厘米见方，很简单的皮腔，有轨道，光圈档只有几个，速度也只是1/25秒，1/50秒，一个B门，一个T门。这是他二十四岁闭关修行时一个尼泊尔人送的①。 从德木活佛眼中看出去的拉萨平原，宁静而安详。布达拉宫在灰蒙蒙的山野和民房中亮出耀眼的红墙和白墙，超凡脱俗。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时期的宏伟建筑群，距今1300年历史，已经成为西藏建筑艺术的地标式作品。有趣的是，这座藏地的标志性建筑物，从一开始就是复合性族群关系的一个文化和政治地标——641年，松赞干布为迎娶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在拉萨西北的风水宝地玛布日山上修建了宫殿，并用佛经中菩萨的住地“布达拉”(或译“普陀珞珈”，是梵语“Potalaka”的音译，意为“佛教圣地”)来给宫殿命名。据史料记载，红山内外围城三重，有九层楼宫殿一千间，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宫殿之间有一座银铜合制的桥相连②。藏汉两大民族在文化上甚至血脉上的交融互动，一千多年前，即已通过联姻、信仰和权力空间的象征性建构，跨越了“族群边界”。
图1 原始状态下的布达拉宫广场 蓝志贵摄 1955
图2 拉萨的黎明 蓝志贵摄 1958
图3 Valrae Reynolds 1910-1935
图4 德木活佛与夫人在拉萨家中 德木活佛摄 1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