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2)04-0048-06 唐张怀瓘《书断》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著，影响非常深远。其在论述“行书”时曰：“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①之后此几乎成为定论，人们论及行书时，无不引用此说。但史料对刘德升其人其书记载含糊种秘，有必要对其深入挖掘研究之。 一、关于“行书之祖”问题 张怀瓘《书断》在确定刘德升为“行书之祖”后，将其置于行书妙品十六家之首曰：“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锺繇并师其法，世谓锺繇行狎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锺书体瘦，亦各有君嗣之美。”②这段文字对于刘德升之祖籍、生活时期、所善书体及随学者都有记载，成为后世认识刘德升其人其书的重要依据。如后来有名的《宣和书谱》、《太平广记》、《书小史》、《书史会要》、《佩文斋书画谱》、《六艺之一录》、《书法正传》、《中华书法大辞典》等皆延用其说，今人虽有不提倡一种书体为一人所创之论者，但对刘德升为“行书”发展作出贡献则深信不疑。然而我们在梳理记载刘德升的古代文献时，发现了诸多在资料整理及运用上的失误，因此导致了严重的以讹传讹现象。 1、运用文献上的失误 在存世古代文献中，最早记载刘德升其人者是《四体书势》中之《隶势》，其在论述隶书发展时曰：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事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梁)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锺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隶势》云：……③ 《四体书势》分别叙述古文、篆、隶、草四种书体起源、发展传承、书家遗事和书法特色等，然后加之以赞，形成了以“势”论书的特有文体。《隶势》为卫恒所做，专论隶书的形成、名称、用途、流变及代表性书家等。从《隶势》行文不难看出，其首先论述了“隶书”形成的原因，历数了从“王次仲始作楷法”之后的梁鹄、邯郸淳、毛弘、左子邑等善隶书者之异同，最后说到了曹魏至卫恒在世的西晋书法情况：“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锺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隶势》云。”这段文字并不深奥，翻译成白话为：“曹魏初期，锺繇、胡昭二位书家，为了推行隶书书法，都师从过刘德升。然而锺繇与胡昭的隶书不太相同，但他们的隶书各有所长，在当今社会上非常盛行。”古人词语言简意赅，在翻译时将隐去的“隶书”名称不厌其烦的加上，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要特别注意《隶势》之文是针对“隶书”而论，其在论述完了魏初到当时隶书情况后，紧接着以“作《隶势》云”承上启下，由历数“隶书”发展转向对“隶书”审美的赞文，自然畅顺一气呵成。 继《隶势》之后，南朝宋羊欣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善书之人摘出以成小传，编撰成《采古来能书人名》一文，其中有刘德升词条曰：“刘德升，善为行书，不详何许人。”④此文所论刘德升非常简单，并无可奈何的谓之“不详何许人”。若将《隶势》的记载与之比较，便会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 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隶势》) 刘德升，善为行书，不详何许人。(《采古来能书人名》) 对照二文不难发现，《采古来能书人名》的刘德升小传，显然是采摘于《隶势》而成。然而《隶势》并没有直接记载刘德升业绩，是从锺繇、胡昭向他学习书法间接反映其善书情况的。《采古来能书人名》采录时，首先将“刘德升”之名析出，然后把《隶势》赞扬锺、胡行动的“为行书法”改为“善为行书”移入小传。从表面上看，采摘非常忠实于原文，岂不知只一字差别，使原本锺、胡师从学习“隶书”的刘德升突变成善“行书”的书家了。 审视《采古来能书人名》出现突变的原因，关键在于对《隶势》“为行书法”的理解，为了彻底弄清此问题，有必要对这句话每个字进行分析研究，力求准确还原语句本义。王力先生指出：“古代汉语的词汇以单音为主，”这是文言简练的主要原因。“为行书法”也是如此，其四个单音词皆有独立意义：“为”读去声，常用作“为了某人的利益，站在某人的一方面”⑤，在这里当“为了”讲；“行”，在此为动词，意为“实际地做，实施，办”⑥；“书”在此为《隶势》专论的“隶书”；“法”即为“法度”、“技法”。那么“为行书法”的直译便是：“为了实施隶字书写技法”。魏晋时期由于众多书体的同步发展，隶书的书写每况日下。在这种情况下锺繇、胡昭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之感，他们师承前辈强大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行传统隶书的书写技巧法则，最终努力获得成功，他俩的隶书成为世人学习的楷模。 《采古来能书人名》将“行”“书”两个单音词连成复音词后，其失去了“实施书法”之意，而成为“行书”字体名称，《隶势》本来记载锺、胡向刘德升学习隶书也变成了学习“行书”了。若以此再去解读《隶势》之文，其末尾收结紧要处变得不伦不类：“汉末左子邑善隶书而与梁鹄、邯郸淳的书写不同。魏初有锺繇、胡昭二家，为了学习‘行书’书法，都师从于刘德升，而锺繇与胡昭有区别，但他们的‘行书’各有所长，都盛兴于当世。故作《隶势》云。”作的是《隶势》而议论的是“行书”，显然南辕北辙文不符题，从而反证了《采古来能书人名》谓“刘德升，善为行书”之论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