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翼美术中的农民题材与图像

      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的左翼美术运动，尤其是新兴木刻运动中，对于农村题材和农民形象的描绘成为不少木刻艺术家自觉选择的领域。他们出自于对中国农村现实的认识、对农民处境的同情以及在左翼文艺思想的熏陶下产生的真正属于艺术创作的冲动与思考，因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表现出比较成熟的特性，许多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另外，当时有些艺术家虽然并不属于左翼美术家阵营，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其农村题材作品往往与同类左翼美术作品在思想上、感情上有相通之处。本文试图对左翼美术思潮中出现的农民题材创作及某些代表性作品进行评述。

      

      黄新波 平凡的故事之六 木刻画 1933

      

      黄新波 平凡的故事之十一 木刻画 1933

      

      黄新波 平凡的故事之十二 木刻画 1933

      

      黄新波 平凡的故事之十三 木刻画 1933

      一、新兴木刻运动中农民形象的“怨恨”与“反抗”

      青年木刻艺术家黄新波(1916-1980)于1933年9月在上海参加了左翼进步组织和新木刻运动，该年他创作了《平凡的故事》(木刻组画，共13幅)。该组画直接以农民抗捐、暴力抵抗为题材，在题材选择的敏感和思想的深刻性方面都极为突出。画中的人物及故事的发生背景显然是在南方农村，当时在农村发生的佃农抗租风潮在媒体上也有所报道，其中很有典型意义的一个例子是，在1935年冬至1936年春天的苏州地区，就曾爆发过多次农民的反抗风潮，有历史学家指出，当时农民的斗争矛头更多是指向政府。①

      《平凡的故事》里描述的情节大体上是：农民因苛捐太重无法交纳而被士兵抓走入狱，靠典卖孩子纳了捐才被放出来；但是收捐的人又来缴捐抓人了，农民奋起反抗，把他们赶走。在画面上，最重要的情节就是身穿正规军装的士兵在抓人和农民的反抗斗争直到取得了胜利。这与历史学家对30年代中期在苏州发生的抗租斗争的描述几乎一致。

      需要思考的是，关于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斗争的文艺叙事在进入80年代的思想解放时期以后会被认为是拔高农民阶级的斗争觉悟，是对农民革命斗争史的建构。但是，当我们真正面对二三十年代农民抗争的历史材料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就这些事件本身来说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应该认真辨别和区分的是，在“阶级斗争教育”中所使用的表述方式和意图完全是意识形态化的，而且在语言上极力采用的是抽离了现实感的宏大话语。而在左翼美术中，像黄新波《平凡的故事》这样的作品无论在艺术风格上或文字表述上，都是极其质朴、真实的，是左翼美术运动中关于农民的政治性叙事的代表性作品。

      温涛(1907-1950)的《咆哮》作于1934年，画面上的造反的农民似乎有了一点组织性，手里也都举着棍棒。在这件作品中所选择的画面没有黄新波《平凡的故事》那样鲜明的事件性质和特征，一群起来暴动的农民所面对的敌人是地主，还是国家政权的代表官员或军队，或是其他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要求是抗租还是抗税，甚至是村庄之间的械斗纷争？在30年代发生的自发的农民骚乱、暴动的类型与特征比较复杂多样，“咆哮”只是一种行为特征与情绪表现，具体的每一次“咆哮”的原因与性质都可能会有区别。由于图像本身的特性所限，围绕解读这些图像的确切性所引起的质疑和反驳可以来自各种角度和利益立场。

      “怨恨”与“反抗”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既然在现实中存在，其在左翼美术中得到表现与放大是必然的。历来较少对农民问题发表评论的胡适先生在1933年5月7日的《独立评论》的一篇文章中说：“现时内地农村最感痛苦的是抽捐税太多，养兵太多，养官太多。在这种苦痛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②连高唱自由主义的胡适也承认了在农村的痛苦中反抗、斗争的合理性，可以明白在30年代初左翼美术运动出现的悲悯同情与愤怒呐喊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后来在对美术中的这类题材进行反思的时候，较容易受到的影响是由于对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权力话语的革命文艺叙事产生反感而导致研究上的忽视，从而产生另一种遮蔽。应该强调的是，在研究中必须把从人道主义出发的怨恨意识和反抗精神与在政党意识形态的功利性动员和建构下出现的怨恨意识区分开来，把争取独立自主的人格理想与规训人民成为意识形态运动的驯服工具区分开来；应该认识到，在左翼美术运动中所产生的反映农民的痛苦、歌颂农民反抗精神的图像所表现的道德正义感，是把农民与现代中国的政治性问题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