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问题的若干思考

——方法论 实践 本质 规律

作 者:
刘欣 

作者简介:
刘欣 内蒙古大学马列教研部

原文出处: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真理问题是人类认识的永恒主题,又是颇具时代性的课题。汲取多年的经验教训,要解决好真理问题,除在社会体制、机制、教育、道德文化等社会环境上必须改进、完善外,在方法论上,应在主体对客体能动地选择、改造中研究真理问题;在真理的本原和标准上,应在实践的唯一性和辩证性中确立真理;在对真理本质的认识上,应避免割裂真理的价值性和客观性的形而上学倾向;在对真理规律的理解上,应在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各自运动的规律性过程及二者的相互作用中把握真理运动的总趋势和总特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199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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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经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的《实践论》等一系列论著,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先导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两大讨论和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无不和真理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真理论对解决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重大理论、重大实践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成为制定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决定无产阶级事业成败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

      但遗憾的是,随着事业的发展、环境的变迁,特别是在执政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及其方法论,以致普遍出现了政治上的“左”倾,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因而不仅造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思想上的僵化、混乱,也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三方面:一是往往遗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迁就于世俗和势力,真理成了政治的附属物,理论失去了它的革命精神,沦为阐述各种政治行为合理性的御用工具,“权力真理”取代了事实真理。二是随着政权的获得,无产阶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渐渐被执政党中的许多人遗忘、抛弃了。从而日益远离群众、远离实践、远离真理。三是缺乏民主和法制,压制、打击正确的意见、主张。马寅初因“人口论”,孙冶方因“价值论”,杨献珍因“合二而一论”,彭德怀因“万言书”遭到的批判、迫害,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类似问题,都给真理的形成、发展、传播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追根溯源,也有三方面: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都受封建、半封建势力的严重影响,缺乏民主、法制传统。毛泽东建国初曾清醒地确认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错误的社会根源。他说:“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①]但他自己并没能避免这一错误,后来还是搞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二是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及其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酿成排斥真理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的温床。三是在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又把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神圣化的情况下,领袖、党、广大群众陶醉或满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只要照抄马列的原则,照搬苏联的经验就可完成,社会主义时期似乎不必再做更多的真理的发展和探索工作了。

      这一切,都使对真理的追求屡遭磨难,导致了对真理的严重歪曲、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害和对无产阶级执政党及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不应有的窒息和禁锢。

      在中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的提出和实施,对真理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开始有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

      当前,真理问题若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必须破除各种疑虑,大胆闯出各个迷宫。本文为此拟就真理的若干问题,做些粗浅的思考。

      一、真理的方法论问题

      多年来,对真理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往往拘泥于几本教科书、几本原著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上,过多地论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某些论断和公式。结果出现了两个倾向:其一是概念化、教条化;其二是无视主体在认识、塑造、运用真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如“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是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等等。似乎事物、对象、真理是早已被设置好的,只待我们接触了、透视了,就把握了其中的真谛。这种认识真理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它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②]

      可以说,真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判定、确认人对客观世界所具有的认识、改造的能力及其大小问题。真理是人所独有的,是最能显示人在思维中能动地把握外部世界这一本质特征的。如柏拉图所说:“真理原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因此,古往今来的哲学家、著作家们都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看不到或漠视这种能动性,是宿命论或机械论。当然,夸大、偏执这种能动性则会陷入精神万能论或唯意志论。

      因此,必须从主客体的矛盾运动,即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③]的实践活动中去把握真理的问题。研究人或人类是怎样从对外部世界“盲目的必然性”一步步进入“为我的必然性”的,怎样使自然的世界一步步成为属人的世界,又怎样使属人的世界一步步由低级向高级地发展起来。其间,日益增多的真理和真理性的认识不仅指导着人们的实践,为人民生存发展的需要服务,而且又受这个需要的驱动,使更多的真理和真理性的认识被发现、被采撷、被运用,从而形成了人类对客观事物“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如此类推,以致无穷”[④]的认识。

      还应该看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实践活动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⑤]。因此,我们还必须从认识的物质技术基础来研究、考察真理的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实验和工业”[⑥]不仅是发现、发展真理所必须的物质手段,也是验证真理的必不可少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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