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画编号考

      中国古代书画编号经文献记录者有千字文编号、半字编号、温字编号、奁字编号和数字编号等好几种。虽然这些编号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不太引人注意，但由于它落在书画之上，构成内容之一，并且它还可以作为书画鉴定和判断书画旧藏归属的重要依据，所以有必要对中国古代书画编号做一番深入研究。

      

      图一 北宋 祁序 江山放牧图卷 幅首

      一 千字文编号

      中国古代书画编号最常见的是千字文编号。《千字文》，原名《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梁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创。这篇旷古奇文通篇用韵，辞藻华丽，气势磅礴。文以四字一句，共二百五十句，总计千字，没有重复。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因其“字无重复，且众人习熟，易于检觅”，故“科场号舍、文卷及民间质库计簿，皆以其字编次为识”①。

      以周兴嗣《千字文》作书画编号，目前确知乃始于宋。此前，隋朝位于洛阳观文殿后西面的宝迹台所藏名画和东面的妙楷台所藏法书②，大约未用千字文或其他形式编号，唐朝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到北宋晚期，宣和内府书画可能开始用千字文编号，疑似证据有一：清人庞元济《虚名斋名画录》卷一云，唐韩幹《呈马图》卷引首尚存“宋刻丝黄地，双龙抱签，淡红字朱印”，签写“唐韩幹呈马图，地字五十二”。③“刻丝黄地”引首为宣和装裱式，南宋绍兴御府凡唐五代名画横卷用白鸾绫作引首④；“双龙抱签”意谓签覆宋徽宗双龙印，这意味着“地字五十二”有可能是宣和书画编号。不过，后世遗存前隔水徽宗金书签题书画不少，尚未见有千字文编号(图一)。所以，韩幹《呈马图》卷“地字五十二”是否为宣和内府中的书画编号，一时还不敢肯定。又据周密《齐东野语》卷六载：“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惜乎鉴定诸人如曹勋、宋贶、龙大渊、张俭、郑藻、平协、刘琰、黄冕、魏茂实、任源辈，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⑤

      

      图二 故宫博物院藏吴琚《诗帖》册外签

      据绍兴御府“书画式”载，“鉴定诸人”拆去的“前辈品题”，还包括徽宗旧题：“古画如有宣和御书题名，并行拆下不用。别令曹勋等定验，别行撰名，作画目进呈取旨。”⑥可是，由于今存绍兴御府旧藏书画有“宣和御书题名”者亦多，足见“鉴定诸人”并没有完全按“书画式”一律拆去前人题签和品题。所以，虽然一时难以确定“唐韩幹呈马图”六字是否为徽宗御书，但题签既押双龙印，那么该题签大概应该属于未被拆去的漏网旧签。此外，徽宗签题不少，未见有千文编号也不能说明宣和书画一定就没有字号，因为书画签题有内外之分：内签题名，常附注品级；外签同样题名，附注内容不一，有编号，有品级，也有装裱年月，甚至还有题记(图二、三)。由于今见徽宗题签都是内签，倘若宣和书画编号书于外签，因南宋初年将宣和旧藏题签大规模拆下不用，自然是见不到了。见不到，便不能下无千字文编号的结论，更何况宣和内府仅传世名画就有六千三百九十六件⑦，如果再加上徽宗本人和画院作品，数量更多，没有编号是不可想象的。

      宋内府书画编号除唐韩幹《呈马图》卷“地字五十二”外，以目前所知，还有两个：一是米芾《山水轴》“黄字壹千叁佰柒拾肆号”⑧；一是赵伯驹《飞仙图》轴“官字十三号”⑨。其中，米芾《山水》轴的题签编号格式与韩幹《呈马图》卷略有差异：清人李佐贤《书画鉴影》卷十九记宋内府旧题为“黄字壹千叁佰柒拾肆号，宋米元章山水一轴”⑩，似乎暗示基本题签格式为上编号下题名，与《呈马图》卷之题签格式正好相反。南宋绍兴御府收藏米芾书画甚多，由米友仁亲自审定(11)，所以显示单字数量庞大的“黄字壹千叁佰柒拾肆号”，可以断定它是绍兴御府编号，格式与之不同且无“号”字的“地字五十二”当为宣和内府编号。另一件赵伯驹《飞仙图》轴“官字十三号”则无法确定它是北宋还是南宋编号，因为《秘殿珠林续编》录乾清宫藏赵伯驹《飞仙图》轴旧签云“内府，上标官字十三号”(12)(按：赵伯驹《飞仙图》轴现藏故宫博物院，可惜没有见到宋内府旧签，或失或图为别本)。“上标”，指“内府”两字前标字号，还是指题签上标字号？语焉不详。倘若“官字十三号”写于抬头，那么该编号就应该是绍兴御府编号了，但若写于末端，就有可能是宣和内府编号。

      

      图三 故宫博物院藏赵孟坚《自书诗卷》外签

      绍兴御府书画以千字文编号，有“绍兴御府书画式”录于周密《齐东野语》和周密亲自登秘阁观览御府“秋收冬藏”四字书画为证，这是没有疑问的。下至元、明二朝，虽然两朝内府书画编号不详，但推测大概未用千字文编号，因为元有《秘书监志》一书，该书比周密《齐东野语》所录“绍兴御府书画式”要详尽得多，但“绍兴御府书画式”提到“打千字文号”，《秘书监志》却没有，明、清也没有文献记载说明朝内府书画是用千字文编号，加之后世所见元、明内府书画亦多，未见一件有千字文编号，所以大体能肯定两朝内府书画未用千字文排次。

      到了清代，乾隆九年(一七四四)二月至来年十月十日，前后历时一年零八个多月，初次整理御府书画是用千字文编号，这些编号全部登录于《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但至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春，王杰、董诰和阮元等人奉命整理宫中第二批书画时，没有再用千字文编号。后来，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英和、黄钺和胡敬等人又领命整理第三批宫中书画，也没用。所以《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之续编、三编都没有编号。首批整理编号大抵都书于外签，内签由乾隆品题，并没有编号，幅内其他地方也没有。因此，《秘殿珠林》定制式，说内府书画“编号字样，仿项氏天籁阁收藏款式，用周兴嗣千文排次”(13)是不妥当的，因为项元汴千字文编号书于幅内，有不少深入本幅，倘若真的效仿天籁阁收藏款式，那么清乾隆初内府所藏书画之引首或本幅恐怕都会有千字文编号，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乾隆初内府书画的千文编号，其实是远承南宋绍兴御府书画编号的做法：书于外签，以便随时查验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