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体系哲学，究其实质，它是一种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在解决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在这一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改变了对历史的提问方式，并运用其方法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使历史成为真实的历史。这样，科学和历史就丧失了在资产阶级思想中表现出来的对立的外观。科学不再只是对已发生的事实的被动描述，而历史图景也不再是僵死史实的堆积。科学和历史通过马克思所提供的哲学方法论获得了在实践中统一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实践过程中，自觉的无产阶级才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一、旧的体系哲学对历史的提问及其提问方式的局限性 以往的各种体系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从某种抽象的原则出发，用它来解释或解决社会历史乃至宇宙、人生中的诸问题。而对待历史问题，它们的努力往往最终归诸一种历史哲学，其集大成的代表人物便是黑格尔。对于这种历史哲学而言，历史中的最大问题便在于寻求历史现象或发展背后的本质、规律，或者说是寻求其中的统一性、一般性，更极端化的要求便是寻求历史发展的一般意义、终极目标。本来，寻求历史发展中的本质性因素、一般性因素，探究其中的客观规律，甚至追问历史的意义等等，理应是历史科学的一般特征，也是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将这种要求极端化为对一种终极历史目标的奢望，那就不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必要条件了。实际上，这只是作为旧的体系哲学的历史哲学的一个本质特征，即为历史研究设定一个抽象的终点（也即其理论的基点）。 那么，马克思是依据什么来提出历史研究中的问题的呢？他又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这既是提问的基点问题，又是提问的方法论问题。要讨论历史的本质问题，就必须首先确定这个本质是相对于什么样的现象它才成为本质的，即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分是依据什么标准来作出的呢？在确定了这个标准之后还必须研究：这种本质如何才能从现象中被抽取出来并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认识呢？这两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是在高于各种旧的体系哲学的水平上来加以解决的。而且，这样提出问题就已改变了旧的体系哲学对历史的提问方式。本质并不永远都是本质，现象也并不永远是现象。只有在实践中才会提出在本质与现象之间作出区分的要求。现象与本质的区分标准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这种标准在马克思那儿实际上就是现实的实践活动所确定的标准；而他所采用的方法，也就是在实践活动的结果和人们的现实实践活动方式的改变之中去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一点，马克思在1847年就财产问题所作的表述中已清楚地表现了出来：“财产问题从来就随着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切身问题。十七、十八世纪时要废除封建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十九世纪时要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问题。可见，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世界历史性的这个财产问题，只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才有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5页）财产问题本身是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它作为世界历史性的本质问题，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才有意义。 正是因为马克思在理论活动中引入了实践活动过程作为提问的基点，因而对于历史的本质、规律、一般性、统一性和意义等等问题，马克思从来都不作固定的理解与解决。实际上，马克思在1846年就已开始将他的唯物主义方法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去了。（参见张一兵著：《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164页）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他批判了蒲鲁东对经济范畴的教条式的理解。他说：“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5页）只有遵循这种从现实的实践（生产）关系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才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经济范畴只不过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因此，就不能“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现实关系是历史的、暂时的，是处于变易的运动中的。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往的体系哲学的先验的、前定的提问方式，科学地回答了它们在历史领域中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 对于马克思来说，任何局限于抽象理性自身的考虑而提出来的问题都是非科学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强烈地批判了蒲鲁东的那种“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114页）那种出于对理性、自由的崇拜而提出的人的主体性、自由的实现问题，最终也只能是导致一种体系哲学式的解决，当然这是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取向的体系哲学。而出于对本体论的理性崇拜而提出的世界观问题，也只能导致将这种世界观封闭于一个体系哲学的范围内，并在最终导致向实体崇拜的倒退。任何出于对原则的崇拜而建构起来的体系哲学都避免不了这样一个结局，即由问题向其出发点的倒退，这是体系哲学的理性逻辑所要求的那种片面彻底性的必然结果。因而，问题似乎便在向出发点的倒退与追溯中获得了某种解决，然而这样的解决实际上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取消了问题。正由于它们对问题的这种回避与取消，它们所提出的问题往往又都不是真实的问题，而是臆想出来的问题，因而是不科学的。 以往的体系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可能是有其合理的基础的，但由于它们自身的局限性——对某种抽象原则的迷信，因而其提问方式却是不合理、不科学的。这就决定了旧的体系哲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可能获得一种解决问题的真正科学的方法。它们所用的方法只能是范畴、概念的自我运动，并以此来构造体系。“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同上书，第107页）这种体系已经与现实离得很远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创立则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