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谁？当古希腊的哲人们争论“始基”、“自然”时，苏格拉底就提出：“认识你自己”！“你自己”——“你”，无疑是指“人”（“个人”、“众人”、“人类”）。那么，哲学要揭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你”？ 一、超越“死亡”：哲学的“人文”指向 “你”的“本质”问题，是与“死亡”问题密切相关的。“你”即使作为生活中的“同一个人”，也具有三种“不同”的“意义”：就“自然时限性”言，“你”是“必死”的人（“必死”表征“你”的“时限性”）；就“社会时代性”言，“你”是“会（懂得——怎样去）死”的人（“会死”表征“你”的“时代性”）；就“人文超越性”言，“你”是“不死”的人（“不死”表征“你”的“超越性”）。 “必死”，是“你”作为生物性、肉体性的人，所不能逃脱的“自然规律”。不仅“你”的肉体“必死”，而且，“你”那个与肉体合一（个体自然性）的“意识”，也“必死”。因此，就“自然时限性”言，“你”只是一种“物”，并非“真义”（本源意义）上的“人”。这“样”的“你”，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对象。虽说苏格拉底所谓“你自己”可能有其“深意”，但那时的自然哲学却是在“自然性”层面上把握“世界”、在“必死性”层面上把握“你”的。因此，虽然在历史上，自然哲学有其积极意义——孕育了后世各门自然科学，但是，当包括经验心理学在内的各门自然科学近代以来纷纷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去以后，那个打着自然哲学印记的西方哲学，便因其原有“地盘”被自然科学“瓜分”掉而陷入危机。所以，怎样走出“哲学自然化”困境，就成了现代西方哲学面临的重大问题。 “会死”，是“你”作为生活于一定历史时代的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会死”较之自然性的“死”（“必死”），多出了一层“社会性”的意义：“你”“会（懂得怎样去）死”。但因“会死”仍“有死”，尚未“超越死”，所以其“社会性”就不是“超越性”的，而是“时代性”的。由此，“会死”，总是与一定“社会时代”相同一的，因而它所表征的，恰恰是“活”——“你”在某个时代里“怎样生活”。这样，“你”作为“会死”的人，同时就是“会活”的人——能够“活出”自己“时代特殊性”的人。马克思置一切人于“历史阶段性”之中，无非是置“你”于自己的“时代性”之中。“你”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你”生活的“立场”、“方式”不可能完全超出所处时代。因此，就“时代性”言，“你”只是生活中那个经济利益、政治取向等的“承担者”，被所处的时代“框定”着，所以不是“完全意义”（既有“时代性”又有“超越性”）的“人”。这“样”的“你”，主要是经济学、政治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的对象，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哲学对象。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以自然哲学为传统的以往哲学的弱点时，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你”是一个“不完全”（有时代局限性）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才把“你”的“生活”置入对“死”（“会死”）的“沉重体验”中，而“后现代派”诸家则把“你”笼罩在“已死”的“绝望”中。但是，正如叶秀山先生所说，“被宣判‘死了’的‘人’，仍然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活着’就是‘斗争着’”，“‘人’在‘斗争中’”（参见叶秀山：《“现象学”和“人文科学”——“人”在斗争中》，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斗争中”不仅标明着“会死”的“时代性”，而且昭示着“你”能够“超越”所处的具体时代，从而达于“不死”。 “不死”，是“你”作为扬弃（既包含又超出）了“自然时限性”和“社会时代性”的人，所具有的“人文超越性”。“会死”通过“会活”、“活入后世”的方式转化为“不死”，“社会时代性”通过“实践”、“进入历史”的方式转化为“人文超越性”。因此，“不死”的“你”，不仅包含和高出了“自然”，而且贯穿和超越着“历史”。如果说，“会死”的“你”通过实践已经使“洪荒自然”打上了具体时代的印记，那么“不死”的“你”则通过实践把这个“印记”构成了“积累起来的历史”、“活在现实中的历史”。这“样”的“你”，就是“人文”的“你”。因此，所谓“人文”，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和历史”，就是“活着的文明”、“活在现实中的历史”；所谓“人文”的“你”，就是“能够积累文明”、“能够积累历史”，从而“积累自身本质”的“主体性、超越性存在”。正因为“不死”既包含又超出了“必死”和“会死”，所以“不死”的“你”才是“本性”、“完全性”的“人”，才是“真义”上的“人”。这“样”的“你”，并不是脱离生活的抽象“本体”，而恰恰是生活中追求“完全性”、“超越性”的活人。而且这“样”的“你”，因其所具有的“人文超越性”，便不能被各门实证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完全把握，而只能成为“哲学”以“超越方式”加以把握的对象。当现代西方的“分析派”哲学以“哲学超越”的方式关注“语言”和“科学命题”时，胡塞尔的“现象学”则已经把“哲学超越”的视角对准了“人文”的“你”。应该说，提出确立作为“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的哲学，是胡塞尔的一个功绩，但他却把“人文”的“你”归结为一个“纯粹精神性的自我”，这又是他失足的地方。由此，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现代西方哲学尚未超出上个世纪的思想巨人马克思所达到的高度。正是马克思用“属人”的“世界”、“历史—现实—具体”的“实践”、渗透着“实践”的“认知”、立足“现实”的“价值理想”确立了人类哲学的新视界，启示着当代哲学的指归。从而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世界”对“你”的“关系”——“依（怀）源”、“事（势）阈”、“视（示）界”、“取（予）域”。 二、“依（怀）源”：安身立命的“根本” 社会实践不是独立（孤立）的客观存在，有其生成基础、社会背景。正如张一兵指出的，第一个用“感性活动”、“实践”来同时消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局限性的人并非马克思，而是马克思当时的“同路人”赫斯；马克思的真正发现，在于找到了用“具体实践”取替“抽象实践”的“规定性”，亦即使“实践”成为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实践”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就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参见张一兵《马克思走向哲学新视界的三次非常性思想探索》，载《哲学研究》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