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今哲学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俗世化的结果。俗世化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生活的商业化、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和话语的多样化。西方的后现代哲学是社会俗世化的极端表现。马克思的哲学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克服社会俗世化的消极影响的哲学，它揭示的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平等的基本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因此，应当按照“发展哲学”这一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 在本世纪，哲学的命运不断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在西方，先是分析哲学的“反形上学”运动，把传统哲学仅仅限定在“语言分析”的狭小天地内；后来又有更为偏激的后现代主义，在高喊“人的终结”的同时，宣称“哲学的死亡”，否定存在一种作为普遍的“元话语”的哲学存在。而在中国，哲学的命运则是有目共睹的。随着市场机制的运行，与社会各领域、包括文化领域的商业化，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市民社会的产生，社会行为日益趋向实用，哲学的“有用”与否成为困扰哲学生存的问题。在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在社会上“热”起来的同时，哲学却迅速失却它在思想解放运动与启蒙中所曾有过的辉煌，陷入生存的危机之中。 当今哲学陷于这种情况，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社会俗世化的结果。这里，我把“俗世化”作为一个与“神圣化”相对立的概念。“神圣化”的社会，其特征是追求理念的神圣性、唯一性，并且这种理念的圣洁性是与某个“神”的偶像相联系的。社会一方面努力造神，同时又借助于该神圣偶象的至上权威性，使与之相关的某本“圣经”，成为社会的统治话语。这套话语成了判定一切话语的合法性的根据，并且迅速使自己成为社会唯一可流行的标准话语。“神圣化”社会存在的基础，除了经济、文化落后等基本因素外，重要的是对信息资源的封锁，以及由之而来的对内部异己信息的控制和对外部异己信息的封锁。宗教裁判所、禁书、焚书、新闻书报检查等，都是造成信息封闭的手段。信息封闭的结果使人愚昧，产生盲从，加上人为造神的结果，使宗教性的狂热能够迅速升温，它形成意识形态的高压，反过来进一步压制异己信息的传播，如此循环往复，社会上只剩下一种单一的话语，讲述其它的话语则被视为有罪，被加以严厉的惩罚。 “俗世化”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生活的商业化、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与话语的多样化。意识形态的“神圣化”是与信息传播的垄断性为依据的。在现代科技化的社会里，随着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与多样化，要长期对信息加以封闭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是以经济、社会的全面停滞为代价的。信息的流动使大众能够对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作出比较，这对原本封闭的社会产生了冲击，提供了社会变革的条件。信息的流动同时使意识形态的唯一性成为不可能。推动这一进程的有力的杠杆之一是社会与文化的商业化。社会为了生存与发展需要资金；民众为了过上好日子需要货币。生存的利益决定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政府同样需要财政收入来养活它庞大机构的各类官员，来提供它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当这种需要与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现实的利益最终会战胜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尽管这一过程可能很长，冲突可能会很激烈。社会的就业与生存的巨大负担，驱使政府采取较为务实的政策。这样一来，社会的俗世化过程就迅速加快了。因为一旦政府的目标指向发生偏转，由政府控制的传播媒体首先也随之在行为上产生裂变，从意识形态的工具裂变为双重角色，即在正统的角色之外，衍化出一个商业化的角色。为了吸引读者、观众、听众，媒体需要迎合大众的口味。在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它们不得不在大部分场合降低格调，选择通俗文化。专家文化的萎缩与通俗文化的兴盛，一消一长，带来的是日常生活与百姓色彩，消失的是英雄意识、权威意识，伴随的是话语的转换。社会用金钱崇拜取代英雄崇拜，用享乐主义取代理想主义。 俗世化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文化的多元化。这实际上是文化商业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商业化的竞争是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的，然而不同层次、不同性别与年龄等差异的人，他们的文化需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在通俗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同时，专家文化也还能保留它的一席之地。此外，“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同观点、流派的思想学说，也都能拥有它们的读者与观众。因此，文化的商业化是与多元化相一致的。这种文化多元化在更高的意义上还表现为不同信仰体系的并存，如宗教等。因为俗世化社会的意识形态淡化的性质，允许人们有较为自由的选择。 社会俗世化的基础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这里，“市民社会”一语指的是私人的经济活动领域及公共的社会文化领域，它是与由国家所控制的政治领域相对而言的。一个“神圣化”的、意识形态型的社会，是以国家同社会的相重合、即国家完全控制了社会资源为依据的。欧洲的中世纪社会及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两个典型的“神圣化”社会，表现的正是如此。马克思曾经指出过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治化性质，它表现为“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①]而在“文革”期间，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要被纳入一个统一的“体制”之内的，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医院、学校、工厂、商店和交通等），莫不如此。国家既控制了社会生活的一切，自然也就控制了意识形态。而政治化的一元社会是以追求意识形态的神圣性为目标的。只有当市民社会与国家开始分离，经济的私域与文化的公域才可能由于自身的利益导向而导致社会的非政治化、商业化、俗世化。 当前西方时兴的后现代哲学，应当说是俗世化社会的一种极端表现。利奥塔德曾经这样描述了当代西方文化的享乐主义状态：“人们听强节拍通俗音乐，看西部片，午餐吃麦克唐纳的食物晚餐吃当地菜肴，在东京洒巴黎香水，在香港穿‘过时’服装。传授知识成了电视游戏的内容，为读者找一些折衷主义著作倒是容易的。由于艺术成了迎合低级趣味的拙作，因而便迎合了具有主导作用的赞助人‘趣味’的混乱。艺术家、美术馆老板、批评家以及读者观众一起沉迷于‘流行的时尚’，这个时代真可谓一个宽松的时代。但是这种‘流行时尚’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金钱现实主义。”[②]他认为，后现代状况的特征在于深刻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危机，也就是理性“正统性”的危机。后现代哲学用以反对这种正统性的主要武器，是异质性的“语言游戏”哲学。它反对存在任何的权威、“中心”，任何认识的“基础”，从而主张观念与文化的平等性、对话性与多元性。因此，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富足程度，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俗世化过程越是彻底，其哲学与文化也越趋于流俗化。后现代哲学与德国古典的理性主义哲学相比，显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格调。建国以来，我国哲学界受德国古典的理性哲学影响很深，现在反思起来，这一哲学提供的主要有两个“乌托邦”。一个是康德所构造的理性的“目的王国”，在这一王国里，人人皆以他人为目的，人人皆享有价值与尊严，不以他人为手段。另一个是黑格尔的“真理的王国”，自诩已经把握了思维与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自诩在某个思辨领域里，认识已经达到了“绝对知识”、“绝对理念”。康德的乌托邦，作为道德理想，有其范导的意义，引导社会朝向一个善的目标，尽管它终究是一个乌托邦。但黑格尔的乌托邦则是灾难性的，它为后来者制造了思想的幻觉，以为人类社会可以按照理性推导的主观图式而构造。后来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属于过样一种理想的模式，它源于理性的哲学推导，但却违背了社会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