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世纪的思想特征或学术潮流既可能显得轻率与偏颇，又可能显示一种洞见。美国《导师哲学家丛刊》一套书中，称中世纪为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为冒险的时代，十七世纪为理性的时代，十八世纪为启蒙的时代，十九世纪为思想体系的时代，不由得不叫人叹服，这些标签表明了编者的俯瞰能力，在不同世纪和思想中穿梭往还、游刃有余，三言两语就把握了时代思想的脉动。 那么，我们期待编者如何称呼二十世纪呢？他们把本世纪称为分析的时代。初看起来，这个称呼和前面几个相比有些相形失色，但如果我们知道“分析”在这里指语言分析，就会感到意味深长了。用当代西方学术界中普遍流行的说法来表达就是：在本世纪，哲学中发生了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这个转向使语言成了哲学的中心问题，使本世纪哲学与过去的哲学，使现代哲学与古典哲学有了鲜明的区别。在语言转向之后，哲学的主题、内容、方法、风格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之大，会使仅仅深谙古典哲学的人在阅读当代哲学文献时感到不知所云，确实，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什么时候看见哲学家翻来覆去地大谈“涵义”、“指称”、“能指”、“所指”呢？ 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好像是地壳深处的震动，它的波动辐射到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尤其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中，对语言的意义和结构的分析已经成了不少新派人物的看家本领。在此风潮之下，“话语”（discourse）成了学术研究和文化讨论中的关键词，“话语系统”成了指陈任何思想文化对象，诸如政治原则、意识形态、民族神话、叙事的结构与风格的最方便也最宽泛的代名词。 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一批中青年学术新人就理解和把握本世纪的“语言转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达成共识，认为掌握此点是全面、深入理解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具有纲举目张价值的大事。严肃、漫长的学术探索由此开始，到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时，曾议过要将“语言转向”的话题推向思想学术活动的前台，以期在“新三论”、“老三论”风靡一时的情况下，指明当代人文学术思潮另一不可或缺的维度，惜乎当时百废待兴，该急办的事接踵而至，直到九十年代前半期，关于语言转向的学术著作才正式推出。当然，在八十年代末，出了好几部关于西方语言哲学的著作，使广大学人在知识准备上有了相当基础。我们现在谈论语言转向，已经完全不带好新骛奇的心理，而是以平常的、成熟的学术心去探究西方这一思想转折的内在机理了。 《“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和《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两书便是旨在帮助中国学术界、读书界从宏观上把握当代西方哲学潮流，从微观上深入探讨本世纪哲学问题的著作。两书的论述题材和论证方式初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对语言的关注，对语言与哲学之间关系的梳理剖析，却像一根红线贯穿了两书的中心思想。第二本书的论域相对于第一本书是大大扩充了，但两书在两年之间相继出版表明了作者的一个明确信息：只有穿越语言之门才能对当代西方哲学登堂入室。 《“哥白尼式”的革命》论述的是发生在英美哲学界中的语言转向。相对于欧洲大陆各派哲学，英美哲学对于语言的转向似乎有更自觉的自我意识和更明确的阐释。这种自觉性和明晰性集中地表现为，对于语言转向的原因和内在机理，人们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无争议地载于各种教科书，以致于作者把这种公认的解释称之为“经典表述”。 根据这种表述，语言的转向是西方哲学发展中的第二次根本性变革。我们可以宏观地把西方哲学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是第一阶段，这时，本体论问题，即“存在”问题占据哲学思考的中心地位，哲学家的观点学说各异，但他们都在询问这样的问题：“最根本的存在是什么？”“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是由哪些终极成分构成的？”以笛卡尔哲学的出现为标志，哲学进入了第二阶段，即认识论阶段，这时最基本的问题不是“存在着什么？”而是“我是如何知道的？”哲学家集中研究的问题是：人们认识的来源是什么，认识的能力有多大，认识有无限度，如果有，界限在何处？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显然代表了哲学思维的某种深化，因为从逻辑上说，回答“有什么”的问题以“人何以知道”为转移，虽然从历史或发生说的角度上说是先有世界再有对世界的认识。哲学的奥妙，哲学思维的秘诀就在于，一切都从人出发。所以古希腊的智者留下了这样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事物存在或不存在的尺度。其实日常生活也提示我们，事物发生的顺序和对事物作断定的顺序是可以不一致的，先有罪行，再有对罪案的侦讯与判决，但断定有罪还是无罪依赖于证据，即对事件的认识。这第一次转向可以称为认识论的转向。 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即是研究的中心课题从人的认识、主客体关系转至语言。为什么？因为照前面的思路，表述、交流比认识更为基本。就像超出人的认识的存在物其实不存在一样，超出表达的认识，不能借助语言交流而使人理解的思想，也不能叫认识或思想。既然认识或思想要靠语言才能传达，那么在研究的顺序上（而不是在发生的历史顺序上），语言优先于认识。正如认识要为存在设界一样，语言也要为思想设界。 在认识阶段，主体处于哲学思考的核心地位，而现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即主体之间的可交流性）处于哲学思考的核心地位，研究的课题从思想、观念转移到了语句及其意义。明乎此，便可懂得当代哲学为何显得被语言学的概念和术语所充斥。 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被一些人欢呼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为什么？当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时，哲学的课题和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研究哲学的方式没有变，哲学的合法性没有受到挑战。语言的转向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为和传统哲学相比，当代哲学已经面目全非（比如极其专门化、技术化、琐细化），更有甚者，在许多大师的眼里，哲学本身的合法性被置疑和否定。在哲学的传统方式的争论中，某个问题可以有互不相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回答，但问题本身始终存在。而在语言空间展开的争论中，问题往往不是遭遇到不同的答案，而是被拒斥、被消解，人们不去争论哪一种答案才是正确的，而是干脆宣布，问题就其性质而言是没有意义的，是注定得不到答案的，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抛弃它。罗素曾宣称，对许多哲学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澄清之后可以发现，它们本来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语言或逻辑问题。维特根斯坦说得更干脆：哲学是一种语言病。他在前期认为，哲学中之所以产生那么多虚假的问题，是因为人们误解了语言的逻辑，即语言的本质；他在后期则主张，语言的日常用法是唯一合理的用法，一旦人们“哲学地”使用语言，问题就出来了。哲学家唯一正当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不要搞哲学，并指点那些患语言病的人如何走出语言的迷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