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祖先步履矫健地迈入考古学所谓“金石并用时代”，叩开文明的大门之际，社会发生了裂变。理智告诉人们，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感情上不免生出些遗憾。究竟如何解释阶级产生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呢？很久以来，从不同的哲学前提出发，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一种传统解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产品有剩余，社会分工与社会交换也发展了，出现财产私人占有，于是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便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阶级的产生完全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①]。”这是一种长期流行、至今为许多人所笃信不疑的观点。但是，现在仔细揣摩起来，觉得这种观点并非无懈可击。它固然强调了经济在阶级产生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却陷入了经济决定论。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生产发展了，社会产品有剩余，为什么就一定要出现私人占有，进而出现阶级呢？想当初，财产增加了，摆在人类祖先面前本来有多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继续实行公有制，将剩余产品平均分配，或者将剩余产品暂时作为公共积累，待日后再行平均分配；二是实行私有制。祖先为什么放弃公有制阳关道不走，而单单走上了私有制的独木桥呢？很明显，促使阶级的产生不是唯有经济一个因素，而是包括经济在内的多个因素，经济决定论者对此难以回答。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成因理应做出合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的具有充分说力的解释。 历史唯物论并不等于经济决定论。事实上，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反对过那种把经济看作社会发展唯一决定因素，庸俗化简单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他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②]”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而历史的创造，是“无数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所产生的结果[③]。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④]” 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不难悟出一个道理，即任何社会历史变动都不只是由经济原因决定的。对于阶级的成因也应作如是观。阶级固然属于经济范畴，而经济也无非是人与人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结成的一种关系，所谓阶级就是处于特定经济关系中的由一定数量主体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阶级的成因在于主体人本身。因此，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角度，综合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生物学、心理学、美学、历史哲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全方位地揭示阶级产生的各种原因。其中，找出阶级产生的心理根源显得尤为重要，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八十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在人性论争中曾有人认为，阶级产生的原因在于人的“潜在的私欲”。这可以看作是从主体生理心理角度做出的一种解释，是对传统解释的突破。问题在于，这种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人们会由此深究下去：人的“潜在私欲”内涵是什么？它是先天固有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若是先天固有的，与动物本能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若是后天形成的，又是怎样一个生成发展的轨迹？ 西方国家的某些学者则把阶级成因归结为人与动物共有的天性。美国社会生物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威尔逊用基因遗传规律解释人类社会现象，把阶级差异看成基因选择和自然进化的产物。美国脑科学研究专家麦克莱恩认为人脑是进化的三位一体的叠层结构，“每一部分都同各自的主要进化阶段相适应[⑤]。”在这个三层次的人脑结构中，第一层称作爬虫复合体，为人类与哺乳类、爬虫类动物所共有，经过数亿年的进化，属于脑的原始部分。人脑的这部分在攻击、保卫、礼仪与社会等级差异中发挥作用[⑥]。威尔逊与麦克莱恩都不约而同地从人与动物共有的生物性中寻求阶级产生的依据。 离开人的社会性，仅仅从人的生物性角度论证阶级的成因，当然是片面的。与此相反，无视人的生物性前提，只关注人的社会性，割断社会性与生物性的联系，单纯从经济根源上解释阶级的成因，也是片面的。 存在主义者萨特责备马克思主义造成“人学空场”。但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高度重视人的，把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与归宿，不但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而且肯定人的自然属性，肯定这两种属性之间的联系。“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⑦]”。因此，研究阶级的成因，不仅要研究其经济因素，还要研究人的心理因素，由此上推，还要研究人的心理与动物心理的联系，研究动物的占有心理向人的占有心理转化直至阶级产生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