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即指一定生产力水平及相应人文精神支持下的普遍自由的个体表现和个性展示。而意识个体化则指社会意识形态由外在群体中心向内在个体的转移，它既是社会个体化的精神启蒙，也是社会个体化的重要内容和普遍结果。翻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个体表现一直受到了十分严酷的压制，究其原因，多出于统治阶级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他们认为推崇个体滋养个性就会无父无君丧失伦理，从而导致天下大乱。然而史实显示，一直注重群体人文精神的中国封建社会却是人类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的，这种主观设想与客观事实的悖反，至少证明了统治阶级所认为的个体化不利于社会稳定见解存在着认识上的巨大误区。如果再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来看，那么就会提出：个体化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 一、问题的提出 其实，挣脱各种束缚走向个体自由是人的理想追求，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人之本质也同时得到不断的展现。根据人的生存样态，人的本质亦可分为类本质、群体本质与个体本质三个层次，类本质在人与自然的差异中形成，群体本质在群体差异中凝聚，个体本质在个体间的差异中建构。但是这三个层次的表现并不是同时并进的，而是大致经历了由类经群体中介而达个体自由的发展历程。 个体本质表现起始较早，成熟却较迟。早在类本质表现时代末期，一些具有极强个性的人就在巨大的自然压力面前以一种悲剧的形式开启扩展着自己的生存个性。群体本质表现时代，具启蒙性质的个体行为及理论仍时时泛起，只是由于一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及群体主义的压抑，个体本质表现始终无法理直气壮。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个体本质表现不断走向辉煌，其明显标志就是为个人主义寻找理论依据，经过一代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努力，个人主义理论从极端个人主义到合理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通过具体生活实践的支持终于获得了道德与正义的内涵。由此可见，真正个体表现时代的到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相应个体人文精神支持的结果。[①] 由类到群体再到个体是就整个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历程而言的，但是不同自然、社会、文化条件下不同民族，对这一总体社会发展规律的运载速度以及对其中某一本质表现及相应人文精神的选择是有所不同的，这就决定不同民族经历三种人的本质表现样态的时间先后和持续久暂有所差别。中国利于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及其相应强调和谐的人文精神，使之对群体本质表现有一特别的偏好。同时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根深蒂固，人与自然的未分化状态造成了生产力的低下，而生产力的束缚又反过来难以将个体从群体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从而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和资本主义的凝滞。而在西方人之类本质表现及其时代精神在经历了人与自然的巨大差异和分离后便迅速发展出典型的理性意识和宗教精神，尔后又经过群体与类分离的短暂阶段而迅速进入个体与群体的分离时期，从而衍生出近现代的技术理性和相应的个人主义时代精神。中西这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纵向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在通过广泛的资本主义的民族交往之后便十分明显地凸现出来，从此，民族发展的历史被牵引为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史。 马克思早在从生产力与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运动来说明历史的变迁时，就曾深刻指出了德国唯心史观的狭隘地方性意识和纯粹民族的性质，以便建立以世界历史发展为参照系的新的历史观。因为自16世纪以来，自由贸易的实行和世界市场的广泛建立导致了社会交往的普遍国际化，资产阶级为实现其推销商品的需要而在全球到处落户创业，这样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②]，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广泛推进构成了雅片战争的风雨前夜。 中国民族历史的世界化的确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尽管有外在社会、文化样板提供，但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却需要一定时间的磨砺才能适应世界化进程，从鸦片战争到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的艰难历程正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市场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是充分利用人的利己心，它要求相应的个体人文精神，但它在当今中国却仍遇到了惯性极大的封建群体人文精神包括平均主义在内的抵制，这种软件与硬件的时代错位影响了双方的发展。一方面有人仍从计划时代行政伦理的角度甚至是封建群体人文精神的角色来看待市场经济，认为它带来了道德的绝对滑坡；另一方面，身陷市场中的人认为以群体为中心的伦理规范和舆论导向又使市场的进一步建立丧失了相应人文精神的支持，个体潜力难以发挥到极致。那么，为什么个体精神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的条件下还难以扎下根来而仍然处于漂泊状态？究其原因，从客观方面说可能既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有关，也与我国市场经济的非内在发生的突然嫁接性相联系，既由于封建群体文化的抵制，也由于当今西方向后现代社会转化过程中对个体精神与技术理性的抨击之巨大的影响，但如果从可以直接改进的主观方面来讲，认为个体化有伤风化，影响安定团结，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认识或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却是一种适得其反的误解。 二、历史的反思 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一直就是群体主义，它是由孔子创立经各个时代的发展诠释而建立起来的。 孔子贵仁，同时又主张克己复礼，并认为两者是统于一体不可分割的。孔子的所谓仁就是“亲亲”、“爱人”，爱成为组合个体为群的粘合剂。首先，孔子把“爱亲”视为人之本始，正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③]。孔子自己也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④]，所以后来孟子也说：“亲亲，仁也”[⑤]，“人之实，亲亲是也”[⑥]。这就是说血缘的亲子之爱乃是仁的最深沉的心理基础，民族宗族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群体结构的直接形式，“爱亲”也成为社会普遍群体伦理漫长发展道路上的始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