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整体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显性教育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也使得隐性教育的作用日益凸显。当前与隐性教育相关的研究成果侧重于意义和特征分析，对其基本属性、作用机理方面的理论研究偏少。隐性教育的认知、促成和推进工作亟须理论支撑，有必要对隐性教育的本质属性、生成机制及发展路径等问题进行深层研讨。 一、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中的隐性教育本质 作为与显性教育相对的概念，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具有显著的区别，如教育目的的公开性与隐蔽性、教育方式的直观性和潜在性、教育内容的显著性与渗透性、教育载体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等，一些研究者正是以这些区别为逻辑起点出发对隐性教育概念进行界定，将隐性教育归纳为隐蔽教育、环境教育、自主教育、养成教育等范畴。然而这种界定方式值得商榷，因为这些区别更多体现为教育实施和带动的“果”，而不是教育本身生成和发展的“因”，更多表现为相对的表征属性，而非定性的本质界别。准确的“隐性教育”概念界定至少应当符合两项条件：一是要把握好“隐性教育”和“显性教育”这组相对概念的统一性，两个概念的相加应当构成完整的“教育”概念；二是要界定好两者的对立性，两者在逻辑上应当有显著的区别或分野之处。 要把握两者的统一性，就应适当跳出教育学的理论范畴，缘由是隐性教育本身是作为对当前以显性教育为主的现代主义教育学的哲学反思和客观对应而存在着的，不宜再用传统的教育学工具对隐性教育进行定义。为准确把握其实质，不妨从更为宽广的哲学思辨角度——如系统科学这一现代哲学的视角去审视，将“思想政治教育”抽象为一个系统(如教育主体)与另一个系统(如教育客体)之间特殊信息(如思想政治观点)的传输与内化进程。隐性教育和显性教育，则可被视为为完成信息传输而采用的不同信息组织形式。 要把握两者的对立性，则应从其存在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所要传输的信息可被分为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两种，分别对应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可以直接传输和需要间接渲染的不同部分，前者如政治要求、价值标尺和行为准则等，后者如情感基础、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两者的特质区别决定其传输形式的迥异，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的对立性亦于其中呈现，其根源是目标传输信息的差异性导致对传输方式的不同需求。 在系统科学中，系统的组织形式通常被划分为他组织和自组织两种形式——“如果一个体系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的”，反之，“只有在外界的特定干涉下才能进行的组织形式称为他组织”①。大量的教育实践证明，显性信息的传输，往往适宜通过积累性、程序性和规律性的灌输、教导、考核等他组织教育方式进行；而隐形信息的传输，则更适宜通过感召性、辐射型和多元化的引导、熏陶、感染等自组织教育方式进行，即“隐性知识的转化主要依靠自组织实现”②。就系统科学的角度而言，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的哲学思辨关系，实质上如同他组织与自组织方式的折射，当然，这绝不是说隐性教育就是自组织教育，而是说自组织理论在做一定的移植和改造的前提下，可为我们研究隐性教育提供极为适宜的研究视角和系统方法。 为此，笔者尝试为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中的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作一个基于系统学理论的定义：如果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职能实现，不存在自身教育形式以外的特定干涉，则为“隐性教育”；相对的，如果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职能必须在自身教育形式以外的特定干涉下才可实现，则为“显性教育”。该组定义所揭示的隐性教育的本质属性基于两组概念，第一组概念是“教育职能”与“教育形式”。“教育职能”的完成取决于目标信息的传输和内化，“教育形式”是教育者、教育载体、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的组织形式，隐性教育中“教育”内涵的实现，在于其对教育终极职能即信息有效传输的把握，“隐性教育是通过荷载有教育信息的媒介与受教育者‘见面’并对其实施影响的”③。第二组概念是“特定干涉”和“宏观引导”。“特定干涉”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宏观管理层对教育形式的明确设定和显性要求，而“宏观引导”则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宏观管理层对教育职能的政治判断和思想指引，隐性教育中“隐性”内涵的实现，是在外界的宏观指引下，脱离外界的特定干涉，在教育职能得以实现的同时，实现对教育形式的解放，换而言之，隐性教育所隐的“性”是教育自身的形式惯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中的隐性教育生成 普利高津(I.Prigogine)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存在涨落特质的耗散结构体系是系统自组织生成的前提条件。在此，我们依据自组织理论，结合隐性教育实践的特点，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中隐性教育生成的基本条件假设。 1.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必须适度开放 自组织理论揭示，系统要生成自组织，适度的开放是首要条件。孤立必然导致低效，开放才能激发活力，适度的开放是隐性教育得以生成的基本前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促成隐性教育生成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并不在于其教育目的是否隐蔽、教育内容是否含蓄、教育载体是否潜藏，相反要反思教育环境是否开放、教育理念是否开明、教育规则是否清晰。因此，一方面，要在内外教育环境对比中发现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另一方面，要在内外交流中积极寻求可以改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能量、物质和信息。当然，这种开放也应当是有节制和适度的，开放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是要通过对外开放实现对内改革，开放程度过低过慢，隐性教育的生成无以为继，开放程度过高过快，隐性教育趋同于社会影响，也就远离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了。 2.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必须处于远离平衡的非平衡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