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围绕如何实现物流业的规范、突破和升级，以及如何集约化、高效率的运营。如何促进物流成为现代经济运行优质、稳定的基础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物流管理已成为当前流通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 物流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密不可分。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界定和度量，以及如何规范、引导和促进物流行业健康发展等问题的研究，都需随着实践环境变换而不断深入。例如，流通经济效果差、企业流通成本在总收益中所占比重过高、企业流通效率低下等问题始终存在，客观上需要针对物流形式、物流组织与物流效率等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尤其在当前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前提背景下，现有物流形式和物流模式的效率如何度量、其与经济增长的契合程度、物流模式的不足如何改进及如何更有效率地发挥物流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当前学界关心和研究的焦点。 近年来，诸多学者在此领域开展了深入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荣朝和(2011)[1]以一个效率评价模型对整体经济时空视角下的交通一物流过程时间价值问题进行厘定；陈文玲(2011)[2]则对我国“十二五”时期物流产业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开放性探索；田源、徐寿波(2008)[3]基于MF理论提出了物流经济效率、物流投入效率以及物流弹性系数三个物流效率度量指标并据此展开相关实证研究；杨志梁和张雷(2009)[4]应用省级数据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物流和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区域的物流与经济增长均存在协整关系。其中，东部地区物流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中、西部地区仅存在物流对经济增长单向的Granger原因。在区域物流、行业物流与经济增长关系领域，大量实证研究支持区域物流发展、行业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的结论，如虞巧颖(2008)[5]对长三角等区域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江晓东和王丹(2008)[6]、金芳芳(2012)[7]也通过各自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获得类似结论。第一方物流、第二方物流以及第三方物流等物流形态的发展都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毛光烈(2008)[8]对第四方物流的平台建设问题展开探索，继而从制度层面对第四方物流进行了综合介绍和探讨[9]，并以宁波市为例，对第四方物流的发展与物流体系建设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10]；综观目前我国学者对第四方物流的研究成果，如程志飞和钱燕云(2005)[11]、曹亚克(2009)[12]以及田歆和汪寿阳(2009)[13]等，大都围绕第四方物流运作模式、区域经营以及运作效率等方面。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心城市辐射范围不断扩大，资源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融合聚集，使得原有物流模式的先进性和优越性逐步减少，而促进第四方物流运营发展的客观条件逐渐成熟。这必然要求相关理论对第四方物流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进行探讨和阐述。本文立足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和态势，结合物流行业的运营效率与发展瓶颈，借鉴物流领域已有文献的研究方法，针对伴随经济增长的流通领域重物流存在的相关问题，探析第四方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 经济增长与现代物流发展的相互关系 现代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共同着力点即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理论。自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到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分工是引致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社会专业化和分工程度的深化。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从而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货物集散的规模与复杂性、结构性也随之提升。只有完善而高效的物流体系才能保证货物在空间的有效配置，才能克服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时间调度，才能保证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合理演进，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保障。换言之，现代经济环境下物流系统的稳定、高效和协调发展是社会专业分工得以实现和演进的基本前提。物流在不同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将直接影响经济系统的运作效率。微观领域如市内、城际物流，宏观领域如国际物流，包括横向的行业效率竞争，纵向的产业链发展等都在不同侧面制约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物流需求存在差异，随着经济体系的复杂化和高级化，对货物在空间和时间维度的位移保障也越来越高。综合目前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所提出的研究结论，普遍认为现代物流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方面是物流体系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作用。若物流体系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对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将主要体现在支持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上；若物流体系未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则在不同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起着多种形式的阻碍作用。如成本上升、效率低下等。原有物流模式必将以一种阻碍经济发展的消极方式凸显其瓶颈或短板效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反作用于物流系统，其作用机制可分为正向和逆向两种：经济增长促使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市场容量、市场规模和市场密度的快速提升将使原有物流系统在新条件下得到极大的发展，从而促进、激励现有物流系统和物流模式集聚、升级和转型，并催生新的物流理论；反之，经济萎靡或者减速，原有的物流体系将出现大量资源闲置，必将导致整个行业萎缩、退化，甚至在规制机制不全的情况下行业内部恶性竞争；第三个方面则是强调物流体系与经济增长匹配协同状态下物流对经济增长正向激励的规模性肯定。纵观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其经济高速增长期间都曾大力发展物流设施，只是表现形式和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以美国为例，一战后尤其是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曾以基础设施投资的形式大力发展交通网络，在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达到高峰。这略显超前的物流设施建设后来被证明是之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保证，其效果远远超出了简单生产要素投入的作用。这意味着，在现代经济增长的特点和要求下，物流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已经不能用“够用”或者“合适”的标准，而必须是略带超前，保足余量。物流体系与经济增长的相容相合，能够产生生产过程的外溢效益和正外部性，带来经济增长的正向激励；相反，如果物流体系与经济增长不能保持相容相合，或者物流体系未能提供经济增长足够的余量，那么经济增长必然放缓甚至受到阻碍。近年我国学者做了大量关于区域经济增长与物流行业发展的实证研究，研究数据主要集中在两个层次，一是经济圈层次，如长三角、珠三角[14]和长株潭[15]等经济区实证分析，二是省级区域与省际层次，如浙江[16]、山东[17]和江苏[18]等。这些实证研究都很好地契合了上述理论，即利用现实数据并通过计量方法和理论模型实证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物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