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对青年学生思想的影响及对策 房正 随着我国非政府组织数量的不断攀升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青年学生选择参与非政府组织活动，除对其理念和行动的认可外，还在于实现自我、锻炼能力、对外交往等多重目的。但是，少数非政府组织，受到特殊背景的影响，在合法身份的掩护下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行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产生了不利影响，尤其体现在：不少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通常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西方势力对我国进行文化和政治渗透的重要渠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刻意将非政府组织的理念与错误的社会思潮混为一谈；西方一些非政府组织与宗教有密切联系，在自身管理和开展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处处显露出宗教的痕迹。 摘自《思想教育研究》（京），2013.2.99～101 “80后”公务员发展状况、困境与对策分析 ——基于北京市海淀区1645名青年公务员的调查 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组织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王鹏 “80后”公务员作为最年轻一代已经步入社会管理队伍之中。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存在着收入、选拔、人际关系、学习、体制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和困境。收入低带来了比较中的痛苦，泯灭了美好的期待，工作嘉奖和奖励对“80后”公务员的政治激励作用较小，更不能代替物质力量。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给“80后”公务员带来了上进的氛围，有利于解决工作流动难题，同时传递出组织培养导向。“80后”公务员普遍面临着人际关系协调难题，沟通协调能力急需提高。学习对“80后”公务员是优势，但同时也是挑战，工作繁忙限制了学习时间，单位的学习政策制约了学习方式。“80后”公务员在体制内学会了按制度和惯例办事，也学会了合作和包容；但是公务员体制固有的惯例、程序和一些“潜规则”让“80后”公务员的理想与现实形成较大反差，原有的理想和浪漫逐渐被现实淹没。 摘自《中国青年研究》（京），2013.2.53～59 青年群体中的节日文化“泛化”与重建 司忠业，陈荣武 节日文化的泛化，是指青年群体不愿让节日承载过多的纪念意义和文化价值，更倾向于将节日当作休闲“假期”或网络狂欢节，不愿以传统模式过节，而是通过荒诞新奇、独特怪异、流行消遣的创新形式过节，表现出重视形式大于重视内容、重视“快餐式”休闲娱乐大于重视深层文化内涵、重视交往意义大于重视政治价值的过节价值意旨，对“节日”即过即忘，更多保持对其外在符号的关注和演绎，而逐渐失去对其精神和文化承载的兴趣。青年群体中的几种节日文化衍变倾向不容忽视：一是传统节日失宠背景下民族文化的沙化，二是纪念节日的淡化彰显政治文化的弱化，三是西方节日的盛行印证外来文化的选择性追捧，四是自创节日的兴起催促个性文化的张扬。 摘自《思想理论教育》（沪），2013.2上.90～94 话语权的回归：论网络语境下的青年影像 王桂亭 在传统媒介环境下，青年影像主要从内容和接受者两个角度界定。年轻人是被叙述者，而不是叙述者。传统媒介下的青年影像是一种“伪青年”文化。网络激发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参与热情。年轻人作为自为者，而不是他为者而存在。网络青年影像是一种真正的青年文化，可以粗略地分为校园和后校园影像。青年心理具有反叛性和依赖性的双重特征，由此造成了青年影像对主流文化既依赖又反叛的特点。依赖性让青年影像受到主流“理性”世界的规约，反叛性使青年影像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活力。价值观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道德上的虚无主义，都是网络青年影像趋向“快乐原则”的原因。与“经典”影视作品相比，青年影像还是比较稚嫩，但它却是不可替代的。网络青年影像的意义在于它的不确定性，由此呈现出向未来开放的文化特性。 摘自《当代青年研究》（沪），2013.2.23～27 青少年学生学校恐惧症的原因及调适策略 谢念湘 学校恐惧症是一种心理障碍，多发在学龄期。患病个体对学校产生恐惧，害怕上学，甚至拒绝上学。如果此时家人强硬地逼迫他去上学，就会出现极强烈的情感反应，而采用任何物质上的许诺或精神上的安慰均不能使他愿意去上学。近年来，青少年学生患学校恐惧症的人数在逐年攀升。治疗学校恐惧症要考虑个体性格、认知、学业、学生群体、家庭、学校环境、教师等多重因素。主要的治疗方法包括：通过认知疗法指导个体改变不良认知，确立新的认知结构；通过暴露冲击疗法，疏导其担心与焦虑的事件，消除个体的应急反应；通过团体心理辅导，搭建类似学校的团体平台，使个体在群体环境和人际互动中发现问题、及时调整；通过家庭疗法，改变家庭教养方式与父母不科学的教育模式，追根溯源，父母同治。 摘自《学术交流》（哈尔滨），2013.3.220～223 后单位时代回流国企青年职工的组织认同与单位意识——基于湖南省C市的实证分析 曾武成 邓志强 在后单位时代，回流国企青年职工的组织认同与单位意识产生于共同的体验。第一，部分国企青年职工外出就业发生了人力资本失灵，人力资本失灵导致寻求单位外替代性资源的机会减少，反而增强了对单位组织的认同感。第二，外出前在单位组织获得的资源及其满意度和外出的社会经历激发了青年职工的“单位意识”，强烈的单位意识更增强了其对单位组织的认同。组织认同程度和单位意识是影响青年职工行为的重要因子，影响着他们的回流选择。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单位制度的影响力正逐渐消解或灭亡，但观念层面的组织认同感和“单位意识”尚未完全消逝。单位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淀现象，依然顽强存在着。只有挣脱这一精神上的束缚和各种形式上的依赖，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也才能使单位回归其工作场所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