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剧变中的青年因素分析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2-0066-1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码：A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来临、全球经济艰难复苏之际，西亚北非的多个阿拉伯国家掀起了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突尼斯、埃及、也门、苏丹、约旦、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中东的“政治强人”几十年来建立的“权威”一时间岌岌可危。变局的直接导火索是一名突尼斯失业青年的自焚事件，随后这些国家的抗议示威愈演愈烈，青年迅速集结起来成为抗议人群的主体。青年自焚、青年组织、社交网络成为这场变局的关键词。本文在对其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从青年自身的思变性、反抗性以及世界金融危机、阿拉伯青年民生问题、阿拉伯国家内部结构性矛盾、西方社会对青年的影响等视角入手，着重分析青年成为中东社会变局主力军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阿拉伯青年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

      一、中东剧变中的阿拉伯青年

      这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剧变始于一名突尼斯失业青年的自焚事件。青年变革求新的抗议浪潮通过新媒体的迅速传播而在阿拉伯国家蔓延，并直接导致数个国家政权的倾覆和多位政治强人政权的垮台。美国《外交政策》编辑艾坦·扎克曼说，“我们见证了一个奇迹，民众叛乱竟然能推翻一个阿拉伯独裁者。”①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是这场变局的直接导火索。在布瓦吉吉之后，阿拉伯国家掀起“自焚潮”。据统计，仅2011年1月就有10人相继选择自焚来寻求彻底的宣泄与解脱(见表1)。

      

      然而，在伊斯兰教中，自杀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是对真主恩典的绝望，对于国家、民族、社会都是不利的，这样的“大罪”是教义所不允许的。《古兰经》中明文反对并禁止自杀、自焚等事件，如“你们不要自杀，真主确是怜恤你们的。谁为过分和不义而犯此严禁，我要把谁投入火狱，这对于真主是容易的。”(妇女章，第29-30节)这些被禁止的非理性极端事件的爆发反映出阿拉伯国家内部长期以来各种民生、社会问题等矛盾不断尖锐化。在现实面前，累积在阿拉伯青年心中的羞辱、无助与怨恨瞬间爆发，他们不惜使用违背教义的方式走上绝路。

      布瓦吉吉的自焚事件触动了阿拉伯各国青年的神经并引起连锁反应，多国民众举行游行呼吁国家改革、总统下台。青年迅速集结起来成为了抗议人群的“中坚力量”，他们以青年组织为载体，通过网络宣传、组织游行等活动介入这场社会转型当中。以埃及为例，“4月6日青年运动”、“7月8日青年联盟”、“革命青年联盟”、“一·二五革命青年联盟”、“科普特青年运动组织”等青年组织在剧变的各个历史性阶段都起到关键作用。初期，“4月6日青年运动”选定埃及警察日当天发起抗议；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后，“7月8日青年联盟”在解放广场发动“自决星期五”(Self-Determination Friday)的“二次革命”，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前任命的总理沙菲克辞职；2012年6月1日，“革命青年联盟”和“4月6日青年运动”举行“百万人大游行”，发誓不让穆巴拉克亲信沙菲克进入第二轮总统竞选；当前总统穆巴拉克被判处无期徒刑后，“青年革命联盟”号召青年涌向解放广场抗议埃及司法机构的审判结果。各地的青年聚集广场，建立起公开对话的渠道并加强了彼此间的合作，从而实现了人员的壮大、沟通的便捷直至诉求的升级。青年们不断向最高军事委员会施压，其斗争诉求也由最初的改善民生演变为推动民主化改革步伐。

      此外，变局初期，青年组织示威游行的场所、动员方式及口号都充分体现出“去伊斯兰化”的特征，表明新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他们选择在广场集会，而不是在伊斯兰教中具有重要集会功能的清真寺。他们通过手机短信，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相互串联，成功地在极短时间内动员到志同道合的人集结成团体。游行中，最初他们只打出一些日常生活的口号，如“他们在吃鸡，我们却每天吃豆”。当数以万计人聚集在广场后，口号变为“人民想推翻政权”，但自始至终也未出现“穆斯林皆兄弟”等宗教口号。对于青年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而言，他们不需要“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之类的口号，在他们看来，伊斯兰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充分体现出青年及其组织的世俗化倾向与务实风格。

      有人将中东剧变称为“新媒体革命”，但也有学者驳斥了这一观点：“若把这场剧变归咎于新媒体革命，无异于本末倒置，错乱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和基本逻辑。”③尽管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这一无形世界的有形力量对事态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

      其一，青年人对于网络等新媒体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快速接受力。截至2010年末，脸谱网站大约15％的活跃用户来自于中东地区，该地区脸谱用户高达1700万(其中埃及500万，突尼斯200万，占两国网民总数的绝大部分)，推特用户年增长率高达142％。④从维基解密发布关于突尼斯总统家族腐败生活的密文引发民愤，到青年通过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散发游行信息，再到通过移动媒体、手机实时上传的现场照片、视频为民众示威持续提供新动力。这一切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新媒体在变局中的作用。2011年初，“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网页在脸谱上宣布要发起“一场埃及自己的革命”。突尼斯爆发示威后，他们向35万追随该网页的埃及民众发出邀请，询问其是否会参加1月25日在开罗解放广场举行的反穆巴拉克游行。仅仅三天，5万多人选择“会”⑤。于是，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就随之垮台。

      其二，青年成为美国“网络外交”的直接目标及对象。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阿拉伯青年可以轻而易举地同时收看国内电视台的报道和通过网络了解来自西方世界的讯息。以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半岛”电视台与西方社交网站为例，“半岛”电视台因其在“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国际重大事件中的坚定立场、客观报道广受阿拉伯人的欢迎。然而近几年却受政治利益牵制，沦为卡塔尔政府、海合会乃至西方的政治工具。在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等报道中，多次故意或被迫误报从而激化国家间、教派间、利益集团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其媒体公信力下降，本土受众大量遗失。而社交网络是一个低门槛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注册、登陆、搜索信息、发布内容，正是这种“平民化”的话语权以及对“全球化”信息的真实获知，揭露了传统媒体和政府话语的“虚假性”，进而消解其“权威性”。民众不相信电视上播放的消息，在爆发游行期间，他们不断在推特上实时更新现场情况，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听到另一种声音。社交网络的出现与普及，迫使“半岛”电视台将媒体最为宝贵的公信力与受众拱手相让，青年由“双选”转向“单选”，从社交网站的用户转向直接认同者，而他们正是美国“网络外交”的直接目标与对象。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奥巴马政府已经把社交网站视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而被这支“箭”射中的，埃及绝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⑥。在埃及青年走上街头示威的第一时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利用“网络外交”称赞他们的勇气和对理想的渴求。凭借网络超越时空的特征，示威青年不仅在短时间内聚集，还能从外界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将诉求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