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3)02-0011-05 长期以来，青少年文化、行动、日常生活等方面，始终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尤其是近10年，“90后”的行动、思想研究在全国学术期刊范围内的大规模出现，引起了青少年研究者的极大热情，这是因为对“90后”的行动、思想等研究，可能有助于青少年研究者更加深切地理解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思想、情感、信仰，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幸福观。本文讨论的“90后”，正是这样一个被整体社会“污名化”的同时，又努力地展现自我的群体。 社会心理学对青少年问题的研究，往往能够阐释出不同于许多学科的研究理念、立场和见解，其原因是它比较重视对大众生活的观察，重视问题出现的“主位”立场，和与“90后”有关联的全貌观的解释。因此我们在讨论“90后”问题时，也应持有这样的立场。 一、“90后”等同于“少数” 2012年初，沙莲香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讲堂上，以“多数”与“少数”之区别，精确地阐述了“少数”(沙莲香，2012)的“狂”与其存在的意义，“少数”和“多数”是在“变化”中同时产生的。“狂”是“少数”的集体性格，但不是所有“少数”的人都是“狂”者，笔者认为“90后”就继承了永远“少数”的性格。“少数”来自“多数”，但其性格使其在“社会”上略显“生涩”，导致在其脱自于“多数”，而又“反衬”“多数”的同时，遭受到了“全方位”打压，让其没有“反抗”的余地。又因其宝贵的特点(灵活聪颖、孤寂狂傲、言行不逊、不拘一格等)，其在现实生活中屡屡被“污名化”。因此，“少数的‘90后’”在受到“尖锐、冷漠、性格孤僻”等批判性评价时，毫无还手之力，只有用行动来展示自己的“心声”。笔者认为在“多数”“环抱”下的“少数”，永远像“熟睡的婴儿”一般，始终不能“挣脱”；在被“污名化”的同时，仍默默地前行。但是在前进的“车轮”上站立的“90后”，“颠覆”(沙莲香，2012)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不管“90后”前进与否，“车轮”永远都带动着“90后”前进。 “90后”这一专属名词，也许在不久将会被人们忘记，因为其概念不清晰、不准确、饱含讽刺意味。事实上，在“90后”身上，既有70年代人的传统，也有80年代人的现代，更有其90年代人“自我”的“创新”，他们出生时间靠前的，已经步入社会；出生时间靠后的，也正接受良好的教育，被社会视为中坚力量的“第三梯队”。 “90后”这一特殊群体，在经济社会飞速向前，观念在时刻刷新的同时，也成为“80后”与“00后”的分水岭，这是一种“标志”，即使会被社会推到风口浪尖，成为社会聚光的焦点，也总会被社会整体遗忘，他们的“出现”与“消失”是必然的。同时，他们也是时代的“黏合剂”，他们把这一社会出现的“多元化”“结晶”，“消化”、“接续”、“传承”下来。笔者认为在“夹缝”中生存的“90后”，面对缺乏宽容及某些人的“攻击”、“诅咒”时，并不急于“辩解”，而是用“挑衅”、“不屑”、“嘲讽”、“戏弄”来证明他们的这份“淡定”的宽容。 “90后”在网媒下有着诸多的“无助”，其中之一就是被“分析”成无“偶像”。笔者此刻提出疑问：第一，为什么要有需要崇拜的“偶像”；第二，即使有，是否存在“值得”崇拜的“偶像”。当面临“崩溃”，“70后”用“呐喊”的方式去“抗拒”，“80后”用“颓废”的方式去“抗拒”，而“90后”则用展现“自我”的方式去“抗拒”。说起“90后”的“反叛”，我们必定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统一思维模式——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境”，也就是说他们，在没有逃离“多数”的“包围”下，就是永远的“反叛”，承不承认反正都是一回事。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90后”，从“脑残族”到“非主流”，受到主流社会的“暴力摧残”。2011年的一次网络媒体调查结论是“多数被访‘90后’无偶像，精神世界很迷茫”，更有多名专家作出如此解读：“在他们眼中，偶像已死!朋友和电脑，是同等意义的存在!梦想也不是一个虚幻的修辞……”就这样，可贵的“少数”被断定为“他们正经历迷茫和困惑”。“少数”的言行被“束缚”、“限定”、“操控”。 这些年来，我们研究中国当代“概念化”(沙莲香，2012)替代名词起源时常常感到，许多“新”语言的出现与观念变迁模式有关。其中最明显的是，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观念时用音译作为新名词的数量相当少，大多数是采用本土文化中原有的词语注入新意义来表达外来观念，“90后”作为新名词，就可以解释为“旧词新意”。然而，“少数”的“90后”在其观念形成的过程中，传统并没有断裂，当然这并不是说“少数”的观念没有“更新”，而是现代观念与传统的“极大差异化”现象。“多数”用理性化作为“权利-暴力”以及一切社会行动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依据，正如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说，理性化实际上是“人对自己行为正当性进行论证”；而在任何一种合理性论证之中，必定存在着合理性根据(“少数”正当性的前提)和推导规则两个不可化约的要素。因此，所谓“少数”的非理性化，实际上是用某种非合理性标准和普遍规则，对“90后”和所谓的“非主流”的正当性进行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