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在70年代初至中期出现退潮，不仅有政治经济的变化、外交政策变更、舆论方面等原因，更有一个深层次的因素，即运动主体——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变迁对大学生运动起着重要的消解作用。20世纪60年代在大学生中间形成的“新价值观”，于70年代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发生融合后，发展成为以“自我一代”、“自恋主义”为标识的价值观。正是在“自我”为导向的价值观指引下，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逐渐失去了反叛的激情和动力。 一、20世纪60年代青年学生的“新价值观” “无论是早期非暴力基础上的示威、静坐、请愿、社会改革，还是后期急风暴雨式的抵抗与‘革命’，无不以创造一种新型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的理想为根本动力”(吕庆广，2005：260)。60年代的美国大学生运动既是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文化革命，尤其在1968年之后，其文化革命的显像更为清晰。 大学生的激进政治运动一旦取得成功，新社会应该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新风貌?社会成员应该奉行怎样的新价值观?在1962年的《休伦港宣言》中，第一代学生左派领导人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比较模糊的描述。在这个社会中，“参与民主制”是代议民主制最好的替代品，是新社会政治的核心组织制度。参与民主制社会允许每个人参与社会决策，同时要求国家和社会鼓励个人的独立性，并为个人参与决策提供手段。在此基础上，政治生活根源于这样一些原则：政治应该是集体创造的可接受的社会关系模式之艺术。它的功能在于帮助公民摆脱疏离感，融合到共同体中来；在于为公民提供个人感情的宣泄途径、听取和整合公民的反对意见。 至于新社会价值观，《休伦港宣言》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工作不是为了金钱和生存，而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东西；(2)个人主义不是自私主义，无私并不是要埋没自我，慷慨大方是个人的独特品质；不喜欢孤独并非赞成取消隐私；(3)人类珍藏和拥有“理性”、“自由”和“爱”三种未实现的能力，反对非人格化；(4)人类应该实现自我培育、自我定向、自我理解和创造力等各项潜能；(5)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友爱和诚实的。① 这样，学生运动早期的价值观已经比较清晰，即在对国家和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改造的前提下(实施参与制民主政治)，使公民彻底摆脱发达的技术社会对人的全面控制，实现个人真正的自由与尊严。从本质层面上讲，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它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发挥人的潜能为目标。而从实践层面上讲，它又是理想主义的、以国家—社会为导向的价值观。说它是理想主义的，是因为它的前提——参与式民主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制度，类似直接民主制的人人参与协商共同体事务的制度，并没有现实实践的可能性，而人的全面自由也只是对未来的想象。并且，学生运动及价值观的产生本身也是丰裕社会下青年理想主义的产物。说它是国家—社会为导向的，是因为它把对国家社会的根本改造作为实现公民个人全面自由的前提，“这一时期更多的是以未来为导向，更多的是禁欲主义的，强调个人对他人的责任，以及给予而不是索取”(Levine，Arthur，1980：119)。 1967年始，激进的学生政治运动与另一种青年反叛方式——反文化运动逐渐合流。这样，学生运动组织不只是激进政治组织，它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反文化组织，其成员除了少数人反对嬉皮士生活方式外，大多数人都是政治化的嬉皮士。政治化嬉皮士的生活方式与消极的垮掉派嬉皮士相似，但他们在政治上仍然非常积极，是校园和街头抗议的主力军(Sale，Kirkpatrick，1973：352)。从这时起，一场街头抗议活动，既是革命者和持异议者愤怒政治情绪的宣泄，也是一场嬉皮士的象征性革命喜剧，其中尤以1968年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抗议活动为典型。在这次活动前，易皮士②的创立者之—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就向记者透露了这场喜剧的内容，包括：召开有关毒品、逃避征兵、游击剧院的研讨会；上演流行摇滚节目；召开流行诗歌朗诵会；在芝加哥的供水系统中投放致幻剂(LSD)、部分易皮士将色诱代表们的妻子和女儿、将任命一头猪为美国总统并将之宰杀等等(Obst，David，1998：101)。这些活动都安排在示威活动的间歇时间里举行，这样，这次著名的芝加哥政治抗议活动，无疑也成为了反文化运动的一场成果展示会。 在此背景下，早期的青年学生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它已经融入了许多反文化运动的价值观念，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青年价值观。这种新价值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与权威、宗教、性、责任感等问题相关的道德价值观；二是与金钱、工作、家庭、婚姻等问题相关的社会价值观；三是与个人对他人的责任、经济保障、自我实现、成就感和内在和谐等相关的个人价值观。③ 在道德价值观层面上，新价值观反对服从法律、警察、国家、官员、大学、公司等一切权威，蔑视西方宗教的道德价值，反对传统的性道德，不认为爱国主义、忠诚是个人的责任。在社会价值观层面上，他们贬低金钱的作用，反对节俭、勤奋、竞争的工作伦理，甚至拒绝工作，反对家庭和婚姻制度。他们以吸毒、奇装异服等行为来打破社会的禁忌，以享乐主义、感性主义代替新教伦理和理性主义。在个人价值观层面上，他们不认为经济保障、职业成功是工作的重要原则，而认为自我满足、心灵的自由才是最重要的。 与学生运动早期的价值观相比，新的价值观更为激进，它的内容几乎都是与主流价值观念相悖的东西。这种价值观的倡导者展示了反叛者的姿态，而没有考虑与主流社会价值观兼容的可能。正如社会学家肯尼思·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评价的，这一价值观“展现的是传统价值观的反面，而不是新旧之间有效的合成”(Yankelovich，Daniel，1974：10)。因而，它与主流价值格格不入。同时，新价值观也更关注自我，关注自我的存在状态、自我的表达方式和自我的实现途径。吸食毒品、倾听摇滚、性自由、公社生活、迷信东方宗教等等，都是自我的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