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997(2012)04－0014－03 政治取向(political orientations)指“在政治领域中老一代向年轻一代传递的内容”，包括知识、态度和评价标准[1]。在政治领域，青年政治取向的反叛指与老一代的知识、态度和评价标准存在着矛盾、冲突，也就是与传统的、主流的政治文化相冲突。青年的政治取向是否与主流的政治文化相冲突？对此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持肯定态度，另一种则对此加以否定。 一、肯定青年反叛的研究 有些学者认为确实存在青年反叛现象，但对于反叛的时期的确定却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反叛的时期包括青少年晚期和成年的早期。这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应在17岁～25岁，有的学者认为应在15岁～30岁，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在15岁～35岁，还有的学者则直接把青少年时期排除在外，认为人们的反叛年龄应在18岁～26岁，或20岁～30岁[2]。 对有关青年政治取向反叛程度的认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其中最激进的代表。他们认为，青年人的反叛直指整个社会的根本，青年因不满社会的根本弊端而奋起反抗，他们的反抗足够承担起未来社会革命的使命。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哲学思想更是被称之为“青年造反哲学”，马尔库塞本人也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明星和精神之父”。马尔库塞认为，青年人是革命的力量，在于他们是最容易感知社会弊端的一群人，在此年龄之前的人还属年幼无知，对社会的弊端毫无觉察；而在此年龄之后的人尽管曾经对社会也心中有所愤懑，但已经麻木不仁。只有年轻人内心涌动着对“有病的社会”的不满，并能够把这种冲动付诸行动。马尔库塞说，对目前社会理智的拒绝的一种催化剂，“是愤愤不平的年轻人的本能拒绝。处于危急状态的正是这些年轻人的生命，或者如果不是他们的生命，那就是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作为健全人的能力。他们的抗议是一种生物的必然性，所以必将永远持续下去。年轻人向来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的，他们为反死亡、反文明的爱欲而生存和斗争”[3]。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也是青年反叛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在1961年发表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在1968年他与学生运动决裂，但同年却发表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对学生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把其注意力集中在新的冲突领域上的唯一的抗议力量，首先形成于某些大、中学生的集团中”。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证： 其一，大、中学生的抗议集团是一个特殊的集团。一般的集团的形成是建立在社会状况的基础上的，如工人运动，当他们的社会状况得到改善之时，他们的反抗激情就会消退，对现实社会持认同态度。而作为学生集团，“它所代表的利益，不是直接从这个集团的社会状况中产生的，并且不能通过增加社会补偿使其得到与制度相一致的满足”。调查表明，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往往不是那些社会地位正在上升的学生，而是那些出身优越的学生。哈贝马斯在此的论证明显受到了马尔库塞的影响。他试图向人们表明，当今的反抗与阶级利益无关，不是从经济的角度反对当今社会的，而是基于人性的理由，是人性受到了压抑才导致了人们的反抗。而学生运动的形成恰恰不是由于阶级利益，因此仅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补偿学生，显然无法消弭学生的反抗激情。 其二，学生很少被社会同化。正因为学生集团具有如此的特殊性，“统治系统提出的合法性要求对这个集团来说，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似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学生很少受技术统治论的影响，尤其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出身良好，成绩优越，很少为理想的职业和未来的家庭建设忧虑，因此他们不会满足于统治者提出的以社会地位和功绩为补偿来换取忠诚的要求。 其三，反对的是社会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集团中，冲突不会在(当局)要求(他们遵守的)纪律的范围和程度以及(他们所承受的)负担的大小上爆发，而只会在(当局)拒绝(他们的要求的)方式和方法上爆发。”因为，他们不是要求更多的社会补偿，例如收入和业余时间。相反，他们的抗议矛头直指“补偿”本身。他们对以下社会问题提出质疑：“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状况下，为什么个人的生活仍然决定于职业劳动的命令，决定于成就竞争的伦理观，决定于社会地位竞争的压力，决定于人的物化价值和为了满足需要所提供的代用品的价值；为什么制度化的生存斗争、异化劳动的戒律、扼杀情欲和美的满足的行为，都受到保护。” 在展望学生运动的未来时，哈贝马斯认为，当学生的“敏感性触动了难以解决的制度问题时，才能从中产生出一种政治力量”。所谓的制度问题即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强调的按劳付酬的功绩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相信，“从长远的观点看，大、中学生的抗议运动，也许能够持续地破坏这种日益脆弱的功绩意识形态，从而瓦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本来就虚弱的、仅仅由于(群众的)非政治化而受到保护的合法性基础”[4]。 在《假革命及其追随者》一文中，哈贝马斯继续强调学生运动在改造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说：“集过去12个月之经验，无论在联邦德国还是在美国，我相信学生发起的抗议运动尽管规模很小，尽管缺少有组织的暴力手段，但却为变革盘根错节的社会结构开创了真正的前景。这一前景扩展了人们更新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视野。假若这一前景不是虚假的，那么，从中可能产生一个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以统治的非官僚化，即唯物主义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为其内容的社会。”他鼓励游行学生不要放松他们的抗议：“我们的直接任务无疑是，对于美国人在自由的名义下，在越南实施的野蛮的道义愤怒；对这种所谓健康的种族灭绝行动的政治揭露，这种行动发生在一个其宪法原则值得称赞的开端已经被扼杀的国度。”[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