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建构与祛魅:

——媒介镜像中的韩寒(2000-2012)

作 者:
王芳 

作者简介:
王芳,天津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系

原文出处:
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框架分析的方法,梳理了2000年至2012年媒体对韩寒的报道,具体分析了青春作家、差生、车手、博客写手、公民、人造偶像等六个身份包裹下的媒体报道框架。发现韩寒作为“差生”和“文学天才”的混合体触发了教育体制的问题,以批判社会不公树立起“公民韩寒”的形象,后因被质疑代笔,“偶像”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韩寒媒介形象的转变暗合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背景。最后指出媒体在推进社会民主中的脆弱性。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3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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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寒,从1999年《萌芽》杂志的第一届新概念大赛成名,10年后被视作“80后”的意见领袖,13年来他一直没有离开公众的视线,时常占据媒体的版面,从出书、赛车、写博客骂人、评论公共事务,一直到2012年初被方舟子质疑“代笔”。媒体为韩寒贴上了诸多身份标签:80后作家、另类叛逆、公共知识分子、青年领袖、人造韩寒、商业韩寒等。无论是否韩寒主观意愿,十多年里,在一定程度上他在媒体和公众视域中“被天才”、“被神话”、“被偶像”。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公众并不直接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偶像,他们接受的是媒体传播、建构出来的关于偶像的各种表征。对偶像的生产即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体文本建构偶像表征的过程(于淼,2011)。因而,本文希望通过梳理媒介镜像中的韩寒,探讨媒体如何呈现从差生韩寒到公民韩寒再到人造偶像的转变过程,以及这种转变背后的社会意义。

      一、文献综述

      本文采用框架分析的方法分析韩寒的媒介形象。“框架”概念来自于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框架分析》(1974),他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Goffman,1974:21)”。从新闻生产者角度,“媒介框架是选择(selection)、强调(emphasis)和表达(presentation)的原则……是筛选、强调和排除新闻报道的过程。媒介框架保证记者们能快速、常规地处理大量的信息:对信息进行识别,纳入认知类别,然后进行包装,更有效地呈献给大众”(吉特林,2007:13-14)。因而,媒介形象不是客观事物在媒介中的简单呈现,或者说对客观事物的平面镜式地反映,而是一种社会建构,其中既是新闻生产者的媒介框架作用结果,也是受众通过激活或更新原有的认知框架,对媒介形象进行主动的意义建构。在新闻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双重作用之下,媒介形象才得以完成意义的传递,这是一套完整的机制(张晓莺,2008)。

      关于韩寒的已有研究多是从文学角度分析韩寒等“80后”青春作家的作品,从社会学角度切入探讨“韩寒现象”的研究非常少。从意见领袖角度分析韩寒,有研究认为高质量信息的产出、吸引受众的社会资本、有效的交流互动是网络青年意见领袖形成的关键(刘新玲、关变娜,2012);也有研究认为韩寒博客的名人崇拜效应超过其意见领袖的引领效应,因为商业利益,韩寒“意见领袖”角色被媒体有意识地炒作和放大(黄宏,2010)。对“方舟子韩寒论战”的分析,有研究认为这一事件呈现出网络语境下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的典型冲突,为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样本(章玉政,2012),有研究从传播学角度出发,认为此事件最大受益者是长微博,人们在博客空间完成最终的信息消化,在微博空间发起新一轮的社会动员(刘涛、肖明珊,2012)。已有研究提及媒体在韩寒神话构筑过程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未能分析到底是怎样的作用。把“韩寒现象”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有石力月(2012),其认为,“韩寒现象”背后发挥作用的是9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机制,而微博论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些公共讨论的特征,但目前参与者对于“韩寒现象”的反思主要囿于自由主义框架,它与“韩寒现象”之间所呈现的悖论性使此次论战似乎难以真正演进为一次讨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未来走向的契机。另一篇影响较大的博客文章《从张铁生到韩寒:中国文化的主潮是反智》,作者肖鹰(2012)提出建立在反智文化时代语境基础上的韩寒的独特魅力在于,他既是一个超值的娱乐消费偶像,又是一个“自由代言”的政治符号。

      二、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分析媒体(以报纸为例)对“韩寒”的报道框架。在慧科讯业的数据库中,检索标题包含“韩寒”的新闻,最早一篇是2000年6月2日《钱江晚报》的《少年韩寒首部长篇引人注目〈三重门〉动销速度惊人》,检索时间截止到2012年10月31日,共获得11295篇报道,其中包含一定比例的内容重复的报道。本文采用话语包裹的框架分析路径,分析媒体上有关韩寒的报道。甘姆森(Gamson)认为,媒介话语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阐释性的“包裹”(packages),它们赋予议题以意义(Gamson,1989:1-37)。每个“包裹”都有一系列元素,他们象征着包裹核心的框架和立场。他们将这些元素分为隐喻(metaphors)、典范(exemplars)、标志词(catch-phrases)、描述(depictions)、视觉图像(visual images)、根源(roots)、结果(consequences)、品质诉求(appeals to principle)八类。首先,笔者仔细阅读这些报道,将它们划分成若干包裹,发现身份标签是最明显的特征,在不同身份标签之下,媒体呈现出怎样的韩寒形象。其次,分析这些包裹所采用的结构框架、隐喻、描述等,目的在于分析媒体对韩寒形象持何种态度,媒体的报道倾向是怎样的,用何种手段来建构韩寒形象。

      三、分析结果

      (一)报道数量

      从2000年6月至2012年10月,国内报纸关于韩寒报道的数量分布(见表1),反映出不同时期媒体对韩寒的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媒体对韩寒的关注度也是韩寒这十多年人生的折射。试看图1中的高峰点所对应的时间内发生的新闻事件。

      

      媒体对韩寒的报道数量在2000年至2001年略有增长,但相对比较稳定。媒体报道出现的第一个峰点是2000年8月。韩寒1999年参加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获得一等奖,2000年出版小说《三重门》,畅销200多万册,成为中国近二十年来销量最大的文学类作品。这一年韩寒休学,韩寒被贴上“文学天才”的标签,也引发社会关于“学校应当培养全才还是专才”等系列教育问题的讨论。这也是韩寒第一次被作为“现象”公开讨论,《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都给予关注。

      2001年至2004年,媒体对韩寒的报道数量较少,2003年全年只有36篇。休学后,2001年韩寒来到北京,“在北京漂泊的四年几乎已经是韩寒成长历程中的最低谷,有一阵子他几乎已经从公众视野里消失”(陈鸣,2012)。报道的第二个峰点是2001年11月,报道韩寒要自导《三重门》,报道倾向是质疑的,新闻标题如“韩寒口出狂言说拍戏”;描述韩寒的词语是“口无遮拦”、“注定扮演不安分且引人注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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