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的社会运动:大专生的视角初探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淑文,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研究助理,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发展及香港涉外关系事务;何家骐,博士,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社会发展及各国警政系统的比较研究

原文出处:
青年探索

内容提要:

为了探讨香港本地的青少年大专生对特区年代的几次大型社会运动(以下有时简称社运)的理解及评价而开展了相关研究,研究发现:积极参与社运的人士大多有良好的教育和家庭背景,有着明确的政策愿景及社会政治意识。这种结论却和本地公众对社运人士(特别指活跃的社运青年人)“大多是学业不济及事业不如意”的论述刚好相反。研究亦发现,这些年轻的社运参与者,在组织运动时参考了外国的社运经验,采取了一些创新的手法,以吸引同伴的参与及传媒的注意,并有效地促使政府检讨了一些有争议性的政策决定。但与此同时,为数不少的观望者,在传媒广泛的报道下,仍不大理解这些青年社会运动的缘由,亦对这些运动的实效深表质疑。这二元取态的趋势,对香港社会的发展有何启示,有待更深入的探究。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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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76.58.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2)06-0024-05

      一、导言

      香港曾受英国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在外族政权的管理下,一直缺乏民主的政治参与。而英人治港初年亦采用了华洋分治的政策,华人没机会,亦缺乏参政的意欲。到了二战后,因中国内地爆发内战及其后来一连串的社会动荡,大批华人逃离内地到港,作为政治及经济难民,旅港者大都缺乏参政的意欲及途径,纵然有意参政亦会受殖民政府的高压。政治学者刘兆佳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政治冷感理论指出,由于香港人多有难民心态,遵从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且港英政府采用“行政吸纳政治”的政策,令香港存在“家族功利主义”,重自家而轻社会,不关心政治。

      香港回归后,很多学者逐渐引用不同的例子驳斥刘兆佳的论点,例如林蔚文和成名就曾指出香港新一代的青年人并不全部都是政治冷感。同时,这批新晋学者亦指出近年积极参与社运的人士,大多有良好的教育和家庭背景,有着明确的政策愿景及社会政治意识。这大致和本地公众认为活跃社运的青年人“大多是学业不济及事业不如意”的论述刚好相反。他们的研究亦分析,年轻社运参与者,在组织运动时参考了外国社运的经验,采取了一些创新的手法,以吸引同伴的参与及传媒的注意,并有效地促使政府检讨了一些有争议性的政策决定。

      本研究主要从对四十多位香港“80后”青少年大专生的深入访谈中,了解他们是怎么看待本港近年来发生的所谓“80后”社会运动的,从而对照前述学者们所论述的观点。为了加强析料的广泛性及深入度,访问的目标群众约可分成两批,一批为曾参加过社会运动的大专男女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院校,个别更为该院校学生会现任或首任的干事;另外一批则为研究者在不同院校接触及获得首肯进行访问的同学,他们大多未曾身体力行参与社运,但却和前者一样,有定时上网阅读,消闲,及作社交活动的大专生。参考上述刘、林及成三位学者的研究,在访问,我们大致会让他们对过去十年香港社会运动的性质、手法及影响作出评论。个别访问以焦点小组的形式进行,过程予以录音,以作分析之用。

      作为一个定性类的研究,本研究旨在对香港“80后”的社会运动作探索分析,找出可作更深入研究的切入点,所以采用了相对简单的目标性抽样方法,这无可避免地会引起读者对研究结果及论述的质疑。但这作为启发、引导性的抛砖引玉,为其他学者能更细致分析香港青少年对社会发展及政策的取态,同时它也作为一个平台使有关学者跟国内外类似的研究作比较式的论述,仍应有相当大的学术和政策意义。

      二、大专生对社会运动兴起原因的论述

      本研究首先发现:为数不多的受访者认为香港人参与政治是活跃的。他们普遍认为,一般香港人通常只会留意媒体时事,并不经常亲身参与社会运动。除非时事议题在威胁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例如言论自由和法治精神,否则他们不会挺身而出。但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却不是从前参加大型集会的模式,而是变成在网上参与讨论政治议题。

      (一)民粹?冷感?

      一位身为学生会干事的受访者认为,大部分香港人不明白什么是政治,而且他的同学亦多对时事漠不关心。他认为市民经常以粗浅的道德标准,来指责社运“激进”,但却不懂应用正确的评价标准,亦没有尝试了解社运人士参与社会背后的原因和理念。从2008年一名立法会议员在前特首曾荫权宣读施政报告时向投掷香蕉一事看到,一般市民只留意到该议员的行径,而忽略他掷香蕉是为了向长者争取取消高龄津贴(俗称“生果金”)入息审查的原因及动机。这位受访者认为“激进”行动只是表达市民意见的一种手法,而不是扰乱公众秩序,所以具争议性的话题必须牵涉到一定程度上的“暴力”,才能向当权者清晰表达社运人士的立场。

      另一方面,亦有同学指“民粹”比“政治冷感”更能准确地描述现今香港人的政治取向。身为活跃于社运的学生会干事,他认为香港人只关心城中热话以及个人利益,缺乏客观和批判的态度与能力,未能从宏观角度分析政治议题。另外,亦有不少同学认为大部分香港人对政治没有取态,甚至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没有政治立场,也不知怎样评价当前他们青少年同僚所发起的社会运动。他们认为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才会考虑参与社会运动,例如当大量内地“双非”父母来港产子等相关事件,这将令香港社会资源备受侵占之时。这些受访者都认为香港的年轻人都是略为政治冷感,只有小部分“激进”社运人士会策动开展社会上的热烈讨论及游行。所以除了少数活跃的社运人士,香港人通常都是政治冷感和具民粹主义的。这些论述与香港人在政治越来越积极的假设背道而驰。受访者当中,他们全都是大学生,来自不同学系,包括商学、理学及社会科学,他们的经济条件属于从中产至草根阶层的范围。由此可见,他们对香港人政治取态的看法是基于观察,而非社会经济地位。因为社会上有人指少数社运人士只顾自身利益,而少有贡献社会,以激进行为争取声望,甚至成为立法会议员的快捷方式。

      从上述的不同的论述我们发现,似乎青年的大专生对香港人到底是否政治冷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尽管年轻人现今参与政治比以前更容易,他们也有更多方法接触到与政治有关的城中热话,但亦有很多其它因素影响他们的政治取态、参与社会运动的次数以及关注政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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