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缘起 在中国，自1995年第一个民用互联网接入机构成立以来，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十分迅猛。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6.2%，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18.7个小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a)。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应用已经从最开始的电子邮件和BBS发展出越来越多的应用。搜索引擎、即时通讯、网络购物、博客、微博客等应用在短短10余年期间依次萌生并得到迅猛发展。 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从网络获取信息、发表个人意见、保持人际交流、享受休闲娱乐，并将网络作为社会活动的助手，与互联网相关的活动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内容。与此同时，近10年来出现的一系列网络事件和网络现象，例如、孙志刚事件、2005年反日游行、奥运圣火传递声援、躲猫猫、邓玉娇案，等等，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互联网正在成为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力量。 在中国的网民群体中，青少年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截至2010年底，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2.12亿人，占网民总体的46.3%，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普及率达到60.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b)。②按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汇总数据估算，80后网民约占网民总体的38%左右，也即是1.84亿③。由于90年代后期高等教育扩招，80后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远高于年长于他们这一代的人群，因而80后群体的触网比例也远高于年长人群。人口统计数据表明，1978年至1989年期间共出生人口257，367，976人，据此可以估计80后群体中触网比例应在73%以上。如此高的触网率使我们不得不关注80后的网络使用问题。 如何看待前面提到的这些互联网应用的蓬勃发展以及出现的各类网络事件？这个问题首先涉及两种互联网研究传统。第一个传统是互联网带来的各种转变和影响，这类研究主要探讨互联网对人们的工作、生活、休闲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另一个问题则是对各种在线活动的描述和解释。由此也形成了两种范式：第一种范式笔者称为“后果范式”，第二种笔者称为“悬置范式”。 “后果范式”背后潜在的假设是技术发展能够带来社会生活的发展乃至变迁；并且，从大量的此类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技术对社会的单向影响，而既有社会现实对技术应用可能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迪马乔等人(DiMaggio,et al.，2001：307-336)曾经对这一问题提出过反思，不过他反思的重点在于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和其赖以发生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社会要互联网变成什么样子”，互联网的未来以及它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都会受到现有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影响。迪马乔等人在此道出了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技术扩散对社会的作用并非一个单向过程，既定的社会现实会对互联网的应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另外一个传统笔者称之为“悬置范式”。所谓“悬置范式”，是将研究焦点放在各种在线活动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并且，研究者对这些在线活动主体的背景不作考察。这种理解虽然明确了在线活动的主体是人，但因其关注点仅仅放在在线活动本身的考察和分析上，不知不觉地忽略了在线活动群体中的人同时还是现实中的人，无形中就将在线活动和现实社会有意无意地隔离开来，其结果是研究者将网上世界视为和现实社会平行之物。虽然一些研究，比如郭茂灿(2004)、刘柳(2006)也致力于用适用于现实社会的理论和逻辑来解释网络社区中的现象，但在这种理论“挪移”过程中却隐含地斩断了虚拟和现实的联系，从而无法在虚拟和现实的联系中来理解和阐释网络现象，最终成为一种“去背景化”的互联网在线活动研究。 笔者认为，应在“虚拟的世界，真实的生活”这样一种关照下来看待各种网络现象，即应该将互联网现象作为整个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从而建立起网络现象和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同时，应该将网络现象的出现及其背后的意义置身于具体的历史时空来进行分析和研讨。为此，作者对中国当代个人现代性进行分析，并通过比较分析80后网民和年长网民之间在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方面存在的异同来达致对当代中国青年网民互联网参与行为的理解。④ 二、概念、指标、测量与数据 关于个人现代性的研究最早出现在1950年代，当时正是现代化研究风行全球的时候。当时的学者认为，社会现代化(societal modernization)是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变化；而个人现代化则是社会个体在价值观念、工作习惯以及生活习惯方面的变化。英克尔斯等人在1960年代主持进行了著名的“经济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研究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如英克尔斯自己所言，就是“解释人们从传统人格转变为现代人格的过程”。英克尔斯指出，“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在人们身上发现的东西，基本上反映了他们所在社会制度的性质……事实上，大多数研究个人变迁的人认为，个人变迁更多是由制度的现代性所引起的”(英克尔斯，1995a：5)。不过，英克尔斯本人并不太同意完全按照帕森斯等人的分析理论去研究所谓传统和现代社会的关系。他更倾向于采取经济学家式的分析办法去发现一些共同的“因子”。在这个研究中，英克尔斯通过对全球范围内六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的人群进行量表测试，探讨了制度环境对个人特征变迁的影响，指出个人心理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相似性，并描述了可供经验辨识的现代人一般模型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乐于吸收新经验、减少对传统权威的依赖，相信科学和医学，守时、有计划、热心公共事务、对信息紧抓不放等(英克尔斯，1995a：118-119)。同时，他在研究中特别分析了教育、工厂等现代制度对个体现代性的影响，并运用分析模型、主体模型和行为量度这三种检验方法进行了理论检验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