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2)05-0024-05 媒介社会学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主张媒介研究不能脱离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而应该把媒介组织以及媒介活动放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背景里来研究，重视各种社会因素对媒介内容和媒介传播活动的牵制和影响。新闻本应是反映时代最直接的文化产品，是观照社会观念变化的最明显的文化载体。受媒介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影响，把新闻视为一种不断变动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现象，观察其与社会的互动、把握其内在嬗变的轨迹，已成为新的研究趋势。国内外学界已有这方面的尝试：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2003)较早提供了一种新的、跨学科新闻理论视角，提醒我们关注新闻背后的政治、文化力量；迈克尔·舒德森的《新闻社会学》(2010)重在考察新闻如何影响社会；彭焕萍的《媒介与商人——1983-2005〈经济日报〉商人形象话语研究》(2008)，作为“传媒与文化研究丛书”之一，以大量文本解析商人形象的建构过程，对商人形象变迁背后中国的话语转型和社会转型背景进行了分析；王辰瑶的《嬗变的新闻——对中国新闻经典报道的叙述学解读1949-2009》(2009)则站在社会文化形态的高度审视新闻文本，展现了新闻叙述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陈媛媛《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研究》(2009)也是力图在媒介文化中复杂的意识形态角力与权力运作中，展现知识分子与传媒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力与市场力量博弈下知识分子媒介形象转变背后的话语转型和文化转型。本文主要关注青年形象变迁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 一、从“典型”到“领袖” 典型一词，最初用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上，“它是指作者用典型化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具体鲜明独特的个性而又能反映一定社会本质的某些方面、表现人的个性的艺术形象”。[1]2《新闻学大辞典》对典型的解释是：典型指在同类中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或人物。它从人物或事物中概括出具有自己的个性，同时它又是同类人物或事物中的杰出代表者。[2]154李良荣认为新闻典型强调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强调历史条件、客观环境对典型的制约作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具体的存在，它们必须从一个侧面体现当时的时代精神；强调读者的主体意识对典型的制约作用。[3] 典型报道作为我国特有的报道方式，以社会效益为旨趣，以宣传政策、教化民众为主旋律，以新闻媒介为主阵地并调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经常性地从上至下步调一致、口径一律、有组织有目标地对某一新闻典型所进行的集中报道。[4]23它所看重的是报道对象的社会价值，对当前建设事业的指导意义以及对有利舆论的正确引导意义。杜骏飞认为，它是以教育和启迪大众为新闻理念，以代表性材料诉求一般性现实的宣传报道样式，从宣传的意义上讲它是新中国新闻事业中最不可或缺的思想工作性文体之一。[5]19它往往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发生变化。仅以雷锋报道而言，当党和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先时，典型报道就为阶级斗争服务，当党和国家转向经济建设时，典型报道就强调为经济建设服务，当党和国家对社会风气不满时，典型报道的目标在于重塑社会道德感。[6]22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国的典型报道与西方社会实质上存在的先进人物事迹报道有天壤之别。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媒介如何呈现青年形象极大地影响着青年人的行为与价值观。青年形象的转变更是深刻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权力话语体系的变迁。 20世纪60年代“学习雷锋好榜样”成为时代关键词，雷锋成为全民政治道德、政治符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经由各类典型人物的报道宣传，累积效果非常明显。“文革”结束后，四个现代化建设成为时代主潮，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从我做起、振兴中华是时代最强音，科学家、学者、医生等知识分子形象大量出现，影响了青年群体的集体行为，整个社会呈现出浓厚的学习氛围。此后，中国女排集体典型作为青年拼搏精神的楷模成为一个时代重要的民族符号；残疾青年张海迪以顽强意志与病魔斗争，并且自学成才，成为青年人自强不息、追求人生价值实现的典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语境中，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化导致社会结构转型。社会转型导致消费文化的兴起，消费主义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被逐步接受。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全方位的世俗化市场社会，带来财富的同时却也加剧了贫富分化：“房奴”、“蚁族”、“富士康十三跳”相继出现，精神苦闷的年轻人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对财富和欲望的追逐达到白热化，物欲横流几乎成了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等交织在一起，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弱化，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严峻的信仰和认同危机。伴随着传统价值观的逐渐解体，信仰缺失、英雄缺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弥散，雷锋、张海迪等符号无法延续过去理想而同一的信仰体系，这个时代青年的精神寄托对象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典型报道虽然改变了文革时期的“三突出”那种带有极端主观和控制色彩的报道样式，更多关注普通劳动者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不平凡功绩，但贯穿其中的仍然是较为传统的宣传思维，比如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逐渐市场化和个体化的当下中国社会，这一价值取向导致错位感，现实世界与拟态环境断裂。一些市场化程度高的报纸、杂志等，抱有启蒙、理性、建设性的宗旨，大大改变了典型报道的路径、模式，青年形象的建构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后典型”、“非典型”语境中泛领袖时代开启。“领袖”在“文革”时是一个神圣而伟大的词汇，是毛主席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以来，泛滥成灾，时尚领袖、地产领袖、IT领袖、传媒领袖、企业领袖等等，数不胜数。《南方人物周刊》自2005年推出“青年领袖”，历经六年在社会上已成功建立起一套话语体系。 2005年该刊首次对青年领袖进行扫描画像：35岁左右，崇尚理想主义和富裕的价值观，整个社会盛行的竞争奋斗和消费主义迅速让他们中的小部分人被定格为当代英雄，成为新理想的代表，新经济的代言人和新财富的象征，这部分人很快将成为，或者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和中坚。他们对市场体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更深的认识，他们必将参与建构新的社会秩序，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卓越和更有竞争力。他们要么在海外学成归来，要么成为纳斯达克的一代，要么直接进军好莱坞或者NBA。他们正在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他们是极端灵活善变和极端坚韧清晰的结合体，适应性极强，而且有一种不管不顾的坚定。这种灵活和坚定使得他们迅速成功。与此同时，在这些青年领袖的心目中，对国家身份的认同依然是庄严的，神圣的，不可弃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