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年研究的现实困境 青年研究30年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青年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和繁荣，到90年代初中期至世纪之交青年研究逐步走向沉寂和分化，再到2000年之后青年研究重新复苏以来呈现的泡沫化与多元化。这个起伏跌宕的历史一方面反映了青年研究自身从问题导向到学科导向、再回到问题导向的变迁逻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学界这30年日益从意识形态的阴影下走出、向学术独立和学术规范化迈进的艰难历程。由此也反映出青年研究的两大传统：即意识形态化传统和学术规范化传统之间的纠结。与此同时另一条相关的线索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青年话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主流社会关于青年的建构和定位虽然基本上延续了传统的“接班人”话语，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兴起和消费主义的涌入，其起作用的地盘已经越来越小，迫使主流文化日益表现出非政治化取向，让大众文化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而凭借自己在流行文化和互联网上的独特优势，青年文化也以其草根化、平民化、娱乐化并且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特点在主流文化中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两种青年话语之间的此消彼长，不仅改变了不同代之间的代际关系模式，也影响了青年和青年研究的社会境遇。 国内青年研究在本世纪虽然出现了回潮和复苏的迹象，但总体上依然可归为“不景气”①。这种不景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术界依然处在边缘化甚至看不见的位置，未能形成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或者研究范式，因而在学术场上缺乏竞争力；二是面对越来越大的社会需求，未能做出有说服力的研究和解释，因而未能产生足够的社会影响力。这两个方面又是彼此相关联的，学术市场上的竞争力本身可以推进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同时社会影响力反过来也可以提高学术市场的竞争力。但在这两个方面，青年研究都处在某些现实的困境之中，需要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一)青年研究的现实困境及其原因 国内青年研究的现实困境，可以归纳为学科化困境和学术化困境两个方面，而这些困境又基本上与“两个脱离”有关：一是脱离青年的具体境况来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使得研究本身成为一种空洞的说教和无根据的猜测；二是脱离社会科学的整个传统来谈论青年和社会，使得青年研究成为没有理论和方法资源的孤岛，进而无法在学术界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学科化问题是30年来困扰国内青年研究学者的一个基本问题。80年代的青年研究第一代学者曾经满怀激情要创立自己的“青年学”，终因缺乏学理基础而归于终结，在后来的两代学者以及当今的学术圈，已经鲜有这样的名称出现。90年代之后的青年研究躲在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的学科羽翼下艰难地生长，在专业方面力求走出意识形态阴影，追求更加规范化、科学化的研究范式。但是由于学科定位始终不清晰，因此某种程度上也使研究者本身定位模糊、进而阻碍研究本身确立清晰的导向并吸引专业力量的加入。可以说，青年研究的学科化一直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从社会建制方面看，这一领域研究人员和机构的衰落使得学科化处于搁浅状态；从知识传统方面看，对学科化的过分强调又使得这一领域与社会科学的整个研究传统相隔离，从而限制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方法和资源的获得，进而影响了它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以及在学术市场上的竞争力。什么是学科化？要不要学科化？如何学科化？是单学科还是多学科的综合？这些问题成了一代代青年研究学者无法回避而又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学者将青年研究学科化的困境归于“元研究的缺乏”，认为“缺乏基本的问题解构、学术准备和方法论自觉，匆匆起步的青年研究在自身的元研究‘缺位’状态下的发展，外人看来却更像是一种运动似的‘学科圈地’”，在繁华和热闹的背后，“实质是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停滞和学理边际效益的减少”。因此他建议在学科化问题上不如“带着笛卡儿式的‘悬置’态度，切实地实现青年研究中问题意识与结构意识的结合，或者说实现青年研究‘真问题’与‘真学问’的结合”(黄海，2007)。也有学者对学科化的含义进行了条分缕析，提出所谓学科化的超越问题。陆玉林将青年研究的学科划分为建制、体系和规范三个层面，指出国内的青年研究学者素来有浓厚的“学科化情结”，而不同层面的学科化诉求，分别形成不同类型的焦虑。他认为，青年研究需要超越学科讨论的是学理问题，这是比学科的知识体系更为根本的基础性问题。青年研究的学术性遭到质疑，“问题基本出在学理方面”，这方面的问题，“既表现为研究没有任何的学理基础，也表现为研究建立在常识性的或政治性的论述之上，还表现为无视中国的情况而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更表现为无视此前的研究而以简单的经验研究为基础而构建出一套所谓的理论。这几种情况分别可以称之为学理缺失、常识性/政治性论述、盲目套用和闭门自造”(陆玉林，2009a)。 因此，学科化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还原为学术化困境。这也是青年研究30年来一直困扰的一个基本问题。青年研究的共青团血统、意识形态化以及青年工作化特点是常常遭人诟病的地方。尽管从80年代的第一代青年研究学者那里就开始讨论方法论和研究规范问题，90年代后这种讨论更加深入到具体的学科比如青年社会学当中，而2000年之后的反思性讨论已带有清晰的学术自觉，但是青年研究至今仍没有完全摆脱初建时那种僵化的政治说教和道德教化模式，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术范式和传统。同时，青年研究多年以来被认为是个政策取向或者跟“德育”相关的研究领域，这种定位一方面为研究提供了现实性和即时性，另一方面也往往为不断变换的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动态所左右，使研究缺乏自己持久的学术关注和独立的知识积累。 受国内整个社会科学界规范化运动以及实证研究之风的影响，青年研究的学术化困境还来自另一方面，就是过于强调研究的规范性而忽略了问题意识②。陆玉林指出，过度强调规范化、专业化和科学化，追求所谓“零度情感和价值中立”，会导致对研究对象的物化处理，导致社会关怀的缺失和问题意识的消解。而在青年研究中就大量存在这种“没有问题”的状况，“包括没有提出新问题、没有对已经提出的问题的新分析和提供新资料、没有对某些结论和判断的怀疑和批判等”。这种问题意识的缺失，除了研究者自身的素养之外，主要“源于研究的非自主性和功利性，更未从研究对象出发”。因而，“青年研究所需要的问题意识，是以真诚关注青年群体为基础或青年本位的问题意识”，是“青年本位的、社会关怀和公共性自觉下的自主意识、理性精神和怀疑、批判态度”，这样的问题意识主导下的青年研究，才是“自主的、独立的、学术自觉的研究”(陆玉林，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