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灵魂的城镇，需要寻回失去的社区梦想。谈到社区，似乎不太容易绕过德国社会学家裴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各类文献中使用滕尼斯的“共同体”和“社会”概念的数不胜数，几乎每一篇研究社区发展的硕士、博士论文都会提及滕尼斯或从滕尼斯说起，但是极少有人去仔细揣摩滕尼斯提出这两个概念的历史背景，而这个背景对于当前人们理解社区不可或缺。裴迪南·滕尼斯的社区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裴迪南·滕尼斯是在风景如画、一望无际、仅仅受到地平线的限制的艾德施泰德的一个湿地的农家大院的菩提树下成长起来的，是一个农村地区快乐的孩子，备受宽宏大量的父母的呵护。”(〔德〕乌韦·卡斯滕斯：《滕尼斯传——佛里斯兰人与世界公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1页)一个人孩童时代的生活经历往往会成为他(或她)日后理解生活、理想追求和评价问题的坐标，甚至是评判问题的出发点。健康的童年是健康人格的基础。人与人之间健康亲密的交往是人格形成的重要环境，单一的个人是没有这种成长机会的，和谐空间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市场体制所缺乏的，也是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艾德施泰德，“裴迪南·滕尼斯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初九年，与他的家庭和村庄共同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能由于乡村生活还处在传统的约束中和安全里，他在这里感受了亲情的温暖，深受启迪。这些启迪远远地影响到他的基本理论的构思”(同上，6页)。事实上，这种启迪积淀成为他后来对生活共同体的思考。一八八七年，滕尼斯在他三十二岁生日的时候出版了《共同体与社会》，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出，对于童年经历过诗一般的田园生活，滕尼斯存有无限眷恋之情。由此也可以推断他对于由于工业革命导致的人口流动及其所带来的陌生人社会心存无奈。滕尼斯是传统社区生活到现代都市生活的亲历者，他亲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活，并以其社会学家的敏锐观察和哲学家的深刻思考把这些写下来，留给后人思考探索和追求，也给后人带来无尽的困惑。几乎与马克思同时代，滕尼斯和马克思都认识到了工业革命的问题之所在，但分析问题的角度却不尽相同。马克思更多关注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滕尼斯更多关注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在其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在后来的一个多世纪中，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社会大众也都更多关注经济生活的状况及其变化，对于被异化了的社会生活几乎熟视无睹。人们看到了商品的价值，忽视了邻里关系的意义，这几乎是当今世界各个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可以自给自足，社会则是一种工具。这实质上反映了滕尼斯对其所经历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反思和认识，他看到了工业社会的问题，极力追求早年给他带来快乐的农村共同体的某些特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现代科学技术巨大发展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撕裂了传统的、理想中的社区，人们在得到感官的、物质的满足的同时，却因过于隔离而孤独、紧张、压抑等。现代人，得到了大地，失去了天空。作为有灵性的人类，缺乏了精神生活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心理扭曲。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罗(Robert Park)把社区理念引入城市发展，也是他把社区的思想介绍到了中国。帕克的思想深深打上了美国文化和历史的烙印。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对共同体做出了自己的阐释。“在芝加哥大学从教的罗伯特·帕克发明了一种城市生活的理论，这个理论将非人际关系替代人际的现象联系归罪于城市。”(〔美〕卢瑟·S.路德克：《构建美国》，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110页)帕克试图在城市中找回邻里关系和邻里生活，找回被社会分工、分散居住、人口流动、陌生面孔破坏了的邻里关系、亲情友爱。帕克奠定了现代人文主义的都市规划的基础，赋予城市以人文主义的内涵。从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出发，社区建设是一项制度设计，一项旨在让居民自主性、能动性得以发挥的制度建设。我们没有看到帕克受滕尼斯影响的证据，但是，帕克在一八九九年赴德国留学期间，曾偶尔读到俄国社会学家基斯佳科夫斯基(B.Kistiakowski)的《社会与个人》(Gesellshaft und Einzelwesn，1899)，他对这本书产生了极大兴趣，这本书的许多观点与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的观点极其相似。帕克试图平衡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受到了欧洲传统的影响。十九世纪后期，美国许多学者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欧洲学术和文化的影响，那是一个美国人学习欧洲的时代，但切不可轻视美国文化根基上的公共精神。 中国社区理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学术到城市服务的过程。帕克的思想后来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也就是把英文 Community翻译成“社区”的那批人，包括吴文藻、费孝通等。在一九三二年写的《社会学家派克论中国》一文中，费孝通认为，派克“在社会学上最大的贡献只是一个观点和一个研究方法，他要求研究社会学的人能把社会看成一个活的机体”(费孝通：《社会学家派克论中国》，载《再生》一九三三年卷二第一期)。帕克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包含了各类因素，物质的和精神的。这些思想对于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为标志，从一个有机整体研究社会就成了中国社会学长久不衰的传统之一，也成为他们认识社会的基本视角。直到眼下，尽管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方法依然在大学中流行，显示出其生命力。但如何结合当前的社会变革来创新这种研究方法，值得学界做出深刻反思。或者是由于中国社会学派的学术兴趣，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社区思想主要还是朝着学术研究的方向发展了。而在美国和欧洲，社区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有了长足的实践。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一直把社区作为人类学的一个研究单位、一套研究方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政部门倡导社区服务时，还主要是从社会服务切入的，在这点上，香港社会工作者功不可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香港社会工作者深入中国的社区开展社会工作，开启了中国的社区服务。通过社区志愿者帮助孤寡老人、残疾人、失业下岗人员成为这个时期社区服务的基本特征。问题出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尤其是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在政府介入社区过程中没有及时划清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导致目前社区领域的政社不分愈演愈烈，以致在现实的社区生活中出现了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政府部门的身影，社区泛行政化现象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