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性技术创新与国家创新系统

      1 引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知识生产的新要求

      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核心在于促进工业的创新升级，但从追赶到前沿竞争的转变不会自动产生。只有通过将源生于本土的新知识新技术有效地产业化，追赶国家才可能赢取技术轨道演进的自主性。这一任务对我国的创新系统提出了挑战，因为长期以来我国不少工业部门都执行了技术和市场两头在外的低成本制造战略，难以产生撬动技术系统跃迁的重大创新。大学和科研院所本应是基础知识生产和扩散的中心，然而我国目前不少科研院所片面地强调研发行为的“市场化”，局限于产生短期收益的工程技术开发；或者，科学研究变成了单纯以论文发表为导向的活动。因此，建设创新型经济对新技术新知识的需求，和本土新知识的生产者、转化者部分缺位之间的反差，是现阶段我国创新系统突出的基本矛盾。

      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在形成社会各子系统的协调而促进创新[1]，要保证创新系统在转型过程中的有效性，就必须要实现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演进[2]。目前在我国传统科研体制外出现了一些新兴源头性技术创新机构，这些机构既从事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同时也致力于把基础研究与产业化活动结合起来，开发面向市场的应用技术，甚至提供相关的工程服务。这些机构既不同于传统科研院所，也不同于完全商业化的企业，与现有科研体制存在一定的冲突。但这些新兴机构的崛起正好满足了我国突破技术发展瓶颈的需要，实现了基础研究与工业创新的结合，为我国科研体制的再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2 基础性研究与工业技术创新

      一个国家本土知识的生产决定了该国生产力可能性的范围[3]，但知识只有通过推动工业技术进步才能为社会发展带来福利。人们曾认为基础研究可以直接产生新的工业技术，这种创新的“线性模型”受到1945年万尼瓦·布什(Vannevar Bush)报告的重要影响[4]。但随后这种观点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学者们认为，新知识作用于工业创新的机制并不是线性的[5－6]。工程技术开发与科学探索在认知模式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活动：前者是以未知的工程技术条件去实现设定的工程技术目标，因此工程技术开发过程是将工程目标不断分解和具体化，通过尽量接近于开发者已有的经验和知识以寻找可能的实施方案；而科学探索活动是以已知的科学知识为基础，开放性地探索未知的认知领域[7－8](见图1)。因此，科学发现可能会对工程技术开发有支持作用，但不会是按照科学发现自身的逻辑直接作用的；科学发现必须要被“翻译”为技术的逻辑，并与产业经验、组织因素和制度因素等结合起来，成为工业实践者在原有的认知系统中可理解的“部件”或者“系统”，才能对工业技术进步产生实质性的推动。

      

      图1 不同的认知模式：科学探索与工程技术开发

      因此，基础性科学研究主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来为对工业技术进步提供知识基础，具体表现为：①使工业实践者对技术内在逻辑拥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拥有理解技术、开发技术和改变技术的能力[3,9]；②为工程技术研发启发新的技术思路，催生新的检验手段[7]；③为克服现有系统的技术瓶颈提供关键材料和新的关联模块，间接地提供新的解决方案[8]。

      这三种机制都需要有行为者突破科学探索和工程技术开发之间的认知屏障，使基础性新知识与工业实践已有的经验和组织方式等产生关联。这种“翻译”的实践成果往往表现为新技术范式、新检验手段、新模块或新材料，或者通过为已有的工程实践提供新的关键要素，使原本不可能的解决方案变为可能，从而诱致工业技术系统演进。即便当这种“翻译”不表现为具体事物，而仅是体现为人们对技术理解的增进时，往往也是在先行者做出了转化为“工业语言”的产品示范或技术示范后，广泛的工业群体才能真正地认识到相关科学知识的作用。以通讯领域的CDMA技术为例，该技术的科学原理，即“噪声通讯”理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为科学家们发现，但只有经过美国军方的长期的应用，以及经过高通与TIA公司在80年代推出IS95通讯技术后，这一思想才被工业界掌握，并成为当今信息技术产业内广泛运用的基本手段和理念。

      3 各国实现基础知识产业化的机制

      从科学发现到工业技术的“翻译”过程是知识在不同的认知情景间的跃迁，它包括了知识的转化、知识与产业基础的结合，受制于科学探索与工业技术创新的双重不确定性，更受到参与者认知有限性的约束。成功的创新经济体必须要产生相应的机制来为这个过程提供发展、试错与扩散的平台，并提供激励机制、组织平台和金融支持。在各主要工业国的创新系统中，美国和日本的机制最为典型。

      美国的基础知识产业化体系起源于二战后所建立的“产学研军政”相结合体系。其中，政府设置了能源、农业、卫生、航天等多方面科研基金，军方各兵种亦制定了科研计划；政府科研基金和军方的研发计划支持了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研究部门的科学探索与技术研发；同时工业企业受到竞争激励，也大幅地增加了研发投入，并投资到与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合作中。在这个体系中，军事应用、公共领域科研(如航天、新能源等)和大企业的远期技术探索工作为基础知识和高性能技术的前沿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它们充当了基础知识产业化的出资人和试验田的角色。这个平台还通过后续技术贸易、横向合作和技术溢出等途径为广泛的工业实践者提供了筛选技术经济合理性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