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标准后发国的标准创新与竞争启示

——基于日本韩国通信标准化及创新模式比较

作 者:

作者简介:
詹爱岚(1974- ),女,湖北黄石人,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杭州 310023),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后(杭州 310008),从事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研究;曹耀艳(1972- ),女,湖北荆门人,浙江工业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硕士,从事科研管理与知识产权管理研究(杭州 310032)。

原文出处: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通信标准竞争中,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国家作为技术标准后发国,随着技术研发能力的逐步增强,以及与国外技术差距的逐步缩小,在标准创新与标准化问题产生了类似的国家诉求,也有着各自的标准实践。文章通过对日本韩国通信标准化模式及创新比较,认为通信标准后进国在标准创新与竞争中应在标准技术的选择、创新或再创新;政策干预的先决条件;策略性联盟三个方面多做筹划。更重要的是日本和韩国两国在通信领域的技术追赶,在通信标准化及标准技术创新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和思考的地方。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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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303(2012)03-0326-06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加快了,技术标准的全球竞争态势也愈演愈烈。技术标准对许多产业,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变得越来越重要。全球环境下的技术竞争已经转化为技术标准的竞争,各国都希望通过本国企业参与或者控制某个标准来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对市场的控制[1]。在通信标准竞争中,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国家作为标准后发国,随着技术研发能力的逐步增强,以及与国外技术差距的逐步缩小,在标准创新与标准化问题上产生了类似的国家诉求:降低对国外通信技术的依赖、增强本土通信企业竞争力[2]。同时,也有着各自的标准实践。日本和韩国是全球移动信息服务和宽带普及率最高、网速最快的国家。日韩两国在通信领域的技术追赶,在通信标准化及标准技术创新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和思考之处。

      一、日本的通信标准化与创新

      日本的3G服务自2001年率先启动以来,经过十年的运营发展,普及率已接近100%。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便有大量研究关注日本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除了加大科研投入、增派人才海外培养等科技举措之外,官产学研的高度协同是日本在二战后实现技术赶超的基本战略,也是其跻身电子技术强国的重要武器。政府与产业界密切合作,通过详细的出口市场分析来确定技术引进的目标与来源,进而开展协同式的技术消化、吸收与再创新[3]。日本的标准化政策的首要特征是集权,政府在标准化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4]。

      (一)从组织与制度创新入手

      1985年,日本在信息技术标准领域迈出了两大步。其一是颁布了日本首部《电信业务法》,规定部分开放本国电信设备市场。这一法令对本土网络运营商而言,这意味着通信标准制式的选择更加宽泛,进而在通信设备供应商的选择上也相对更为自由。与此同时,根据《电信业务法》第49条、第50条的规定,由邮电部主管通信终端设备标准规范的制定,以及相关通信设备的生产许可。而此前的通信规范制定和设备测试等工作都是由其国有运营商NTT来负责的。基于该法,以引入通信服务竞争为目标,运营商NTT由国有转制为政府控股的私营企业NTT都科摩(NTF DoCoMo)。其二是设立电信技术委员会TTC。TTC对通信标准制定的影响体现在:(1)对由国际电信联盟(ITU)制定的通信标准,电信技术委员会负责根据本国国情对ITU标准予以修改后再在日本国内采用推广;(2)对尚未纳入国际标准,或者说国际标准组织尚未批准,而日本国内产业和市场又确实需要的通信标准,电信技术委员会则负责制定临时性标准。日本邮政电信省下属的通信政策局是代表日本参与各类国际标准活动和负责日本中长期标准战略制定的官方组织。

      尽管《电信业务法》规定了通信标准管理体系,然而实践中,绝大多数通信标准活动仍都由改制后的NTT都科摩所主导。日本在第一代移动通信(1G)系统上采用的是由NTT公司主导开发的NTT系统,并于1979年投入商用。NTT系统十余年的商用对日本产业及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NTT系统的成功商用得益并进一步强化了 NTT压倒性的研发实力和政策影响力,成就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日本通信运营企业。

      (二)由最具实力的运营商主导标准的制定与实施

      1G时代,因市场容量有限,且终端设备和服务费用高昂,日本市场对移动服务并未表现出很强的需求,NTT在1G系统商用中也未获得理想的经济回报。因此,迫切希望借助升级技术和服务来拉动本国市场的需求。此外,随着欧洲各国率先在全球推出2G系统和服务,日本政府感受到了来自欧洲企业的竞争压力,并意识到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保护本国产业及企业。尽快升级网络的内在需求,加上国际通信技术市场的压力及外在需求,终于引发了日本对2G技术的需求。

      继成功开发并商用NTT系统之后,NTT都科摩延续其在标准制定中无人能及的“盟主”地位,再接再厉开发出了第二代个人数字蜂窝系统(personal digital cellular,PDC)。研发启动于80年代末,于1993年启动商用,并成为了日本唯一的标准。就全球竞争格局而言,封闭的法定标准模式加剧了日本通信技术市场的失衡。

      总体来说,PDC在日本本土的成功商用得益于日本的产业格局。一方面,国有出身的NTT都科摩享有政府特殊的政策资源;另一方面,日本人的移动通信市场被牢牢地掌握在运营商手中。高居运营商之首的NTT都科摩更是对包括手机制造商在内产业链成员处于绝对控制地位。

      (三)从2G时代的封闭标准模式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2G时代,日本选择了独立开发应用与欧美不兼容的自主标准PDC,实现保护本国市场和企业,这在当时较为薄弱且封闭的日本通信市场而言是不错的选择。然而,成也PDC,败也PDC。一方面,本国标准的实施对其他国外的通信设备厂商而言制造了事实上的壁垒,培育并保护了本国通信企业;另一方面,一系列特定市场环境使得PDC模式绑住了日本通信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的手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对移动通信服务产生了爆炸性需求。PDC标准在国内运营获得成功,提高了国内运营企业的竞争力,并遏制了国外企业的进入。然而,由于实现和扩散比欧洲的稍晚,失去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先机。同时,由于其在标准形成的过程中采用了封闭的运作模式,且技术与其他各国标准不兼容导致PDC标准始终没能走出国门,未能实现全球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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