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技术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不但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公共政策的制定也越来越需要科学和技术专业知识的支持。1964年，布鲁克斯(Harvey Brooks)提出科学顾问及其在不同主题科技政策中的作用，随即这一概念性区分被广为使用和讨论[1]。今天，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对政策的影响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问题域，科学顾问也成为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的社会角色。来自科学顾问的专家意见影响着国家政策制定的每一个环节，人们对此的态度一直徘徊在信赖与犹疑之间[2]。 传统上，政策制定过程中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和可靠性被充分认识和信任，将科学知识用于指导政策制定的线性模式也基于此被建立起来。但是，皮尔克(R.A.Pielke)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指出，专业知识对消除政治分歧的指导作用有限，科学并不足以成为政策仲裁者；STS领域的学者也展开了多样的讨论[3]，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将知识应用于决策的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科学家想真正发挥作用，“那么他们必须要像政治家一样思考和行动”[4]，去充分考虑技术细节背后可能关联的政策后果与利益。如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家们就认为，技术问题从来都不能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彻底完全地分开。技术在解决众多国内国际问题上有它的作用，但盲目夸大或迷信技术在解决本质上为社会政治问题上的效力，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5]。这似乎是解决了科学顾问的身份困境，但却消解了科学家在决策过程中作用的独特性，也把决策过程还原为政治家的博弈过程。 2012年，一个由52名来自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研究者组成的团队，共同提议和选择了有关科学与政策关系的六大主题四十个最重要的问题[6]。这40个问题集中反映了相关理论研究关注的热点和不充分，包括：基于科学的决策的有效性；专业知识的性质与合法性；在政治和政策过程中科学证据的选择；科学家和决策者如何理解专家咨询过程，等等。而学术界对此的观点往往游移不定。在实践中，科学顾问应该如何面对科学的中立性和公共性，他们应当以何种方式介入决策，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何种作用，这些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引发了大量争议。 在我们看来，科学顾问在决策过程中的身份困境，既说明关于科学顾问角色的传统观点面临着挑战，也说明科学顾问在决策中只能在有限意义上发挥作用。为进一步阐述这种观点，我们将具体分析科学顾问身份困境产生的根源，进而探讨科学顾问在决策中的可能作用及其限度。 1 知识的不确定性与科学家权威地位的动摇 在传统的科学观中，人们将科学看作是关于事实的学问和基于事实的知识，其基本特质在于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把握；科学知识是一种不断增加的事实资源[7]，科学提供给我们的知识是客观的和稳定的，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有效性；科学知识独立于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人们通过科学认识世界、增进知识和减少不确定性，进而能够帮助人们做出选择，实现决策。科学知识在确定性和永恒性方面具有的特殊地位被普遍认同，在公共领域内，这一科学观也与科学家的权威地位和“科学证据”的说服力牢牢联系在了一起[8]。知识变成了一种权力资源，应运而生的是，科学家掌握甚至垄断了这种由专业知识塑造的权力，成为参与决策的重要角色。 20世纪70年代科学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兴起后，传统科学观下认为科学过程能产生客观知识的信念被打破，人们逐渐认识到知识的生成过程除了必然、逻辑、理性的因素，还充满着许多偶然的因素和非理性的力量，所谓科学“事实”并非是变动不居的，而是建构出来的。与此同时，知识成果的急剧增长和迅速变化也让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专业知识难以像过去那样为决策提供所期望的稳定和可靠的信息，由此，科学顾问运用专业知识参与并指导决策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而就政策制定的实践来看，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和新的科学观也给决策带来了困惑和挑战。首先，已有的大量研究向我们深刻阐明，这个世界存在着大量的随机性和或然性，而人类的视角和认知能力总难免存在局限，科学提供给我们的知识同样具有不稳定性和风险性，使得我们很难仅仅依靠科学做出选择和判断。其次，当今世界科学系统、科技专家分工和系统化运作过程，包含了高度复杂化、体制化因素，科学知识带来的风险与高度不确定性，随着科学-社会关系的复杂演化而陡增。此外，在面对如气候变化、核废物处置、酸雨或濒危物种等复杂问题时，科学的不确定性又使决策和政策方案的形成变得复杂。不同的科学知识可能支持多样的行动方案，这种认知的不确定性被竞争着的社会力量扩大和支持时，“好科学”经常被弃置一边[9]。而科学家们因其所接受的强调科学理性和绝对客观性的学术信念，则很容易忽视科学本质上的不确定性与科学成果对社会影响的不确定性，甚至不自觉地以科学的中立性来割裂科学与社会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由专业知识塑造的专家权威地位也受到挑战。一方面，人们不再相信在各种利益驱使和不可避免的功利性文化的推动下，科学家们仍能对研究工作的自主性和可靠性作出承诺，如在大多数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的情况那样，在这些领域中，研究目标的定向经常屈从于雇主、资助机构及其他学科精英的目的和价值，以至于如果这些群体改变了其优先问题，科学家们就得重新定位其研究战略和评价标准[10]，“对一个合格的公民而言，受利益驱动的科学使客观的、专业的权威荡然无存”[11]。另一方面，知识就是进步的价值观受到后现代文化的冲击，伴随而生的关于现代文明和社会风险的反思，更撼动了人们对科学和专家的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