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4-0023-07 20世纪8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和知识逐步内化到身体之中，使得身体成为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问题的新视角。身体社会学、身体政治学、身体伦理学等理论的产生，使得身体的自然和文化意义得以凸显。目前，关于“身体伦理”的研究主要有四种路径：其一，社会建构论和后结构主义视域中作为符号、空间和社会场域的身体。这些理论阐明伦理的主体是理性的自我，并认识到身体的多元文化意义，但都倾向于消除或回避身体的肉体性，忽视了身体的特殊体验与文化差异。因此，其伦理原则依然是理性的，难以有效地回应个体化的伦理困境。其二，后现代的“责任伦理学”突出强调伦理身体的情感方面以及伦理学本质上的非理性特征，认为伦理义务不是来源于逻辑和理性，而是道德情境自身的独特性。该观点认为“他者”在逻辑上先于“自我”，强调对他者的道德责任先于理性的计算，因而并未为涉身自我留出空间。其三，现象学和女性主义同时将身体看作伦理行动的客体和主体，把“自我”理解为相互纠缠的身体、心灵和世界，关注身体的特殊体验和文化差异，推行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策略，较为有效地回应了伦理困境，但伦理行动的现实转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其四，还有学者认为正是对现代性的不满促成了对身体与伦理关系的讨论，主张以一种后现代的反视觉冲动来回应视觉中心论的现代性的伦理原则，尤为关注伦理学和美学的关系问题。这种观点提出了一种开放、灵活、包容的审美视角，但也面临相对主义的困境。以上四种路径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伦理”和“身体”的关系，但并未对“伦理的身体”进行集中讨论。它们关于身体的反思更多的是“关于身体，而不是来源于身体”，并倾向于强调“表象的(如社会建构主义)而不是体验的(如存在主义和现象学)问题”①。而本文关于“伦理的身体”的探讨，则主要从来源于身体的角度，从涉身体验出发，对当今时代背景下诸多独特的道德困境进行回应。 一、社会学中的身体转向与“伦理的身体” (一)社会学中的身体转向 在过去几十年间，身体变成一个时髦的话题。身体曾经只是生物科学领域的话题，而如今所讨论的话题则日趋广泛，从身份认同、社会运动、消费文化、伦理学到社会理论和哲学等。将身体包括在社会考察之中，对社会变化进行批判和反思，使得身体成为当代的某些焦点话题争论的前沿。因此之故，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除了人们熟知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身体转向”，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身体社会”(somatic society)中。正如身体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所言：“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们主要的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都要通过身体这一渠道来表达。”②身体社会学也成了研究“身体转向”的先驱。如今，身体社会学是充满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研究领域，也是理性控制面临争议的研究领域。“在认识论上，对身体的社会考察倾向于实用主义；在方法论上，它包容多元主义；在本体论上，它倾向于逃脱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陷阱。”③然而，这种新的分支学科的出现，并不只是对理论的多元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反映。从现实层面来看，亦有必要对那些引发身体讨论的社会和文化事件进行考察。 社会学家们在强调自然和身体的意义的同时，却很少关注“伦理的身体”。于是，社会学领域有关身体和伦理的研究出现了如此境况：一方面，伦理和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复兴(尤其是在生命伦理学中)在当今的社会学理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在社会学的身体转向中，伦理的身体却被忽视了。然而，后笛卡儿哲学——尤其是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社会学家感到有必要审视身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同时，身体自身也经常出现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可以是受尽折磨的妇女、是被终止的胎儿、是战争的受害者、是被移植的器官、是登上月球的人—机混合物、是显微镜下的DNA样本、是作为女人的男人或作为男人的女人、是被手术刀改变的身体、是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人，等等。所有这些来源于“身体”的问题都需要以伦理和身体的会合为出发点，来分析伦理和身体之间的互动如何反映了当代广泛的文化进步。 通过诸如此类问题的分析，衍生出身体社会学、身体伦理学和身体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主题。曾有两位著名的学者对身体类型进行了分析，体现在特纳的著作《身体和社会》和亚瑟·弗兰克(Arthur W.Frank)的文章《身体社会学：一种分析性的评论》中。特纳关注到身体管理的方式是根据社会的组织方式变化的，禁欲主义、父权制和商品化等构成了可能的方式。④弗兰克的“身体类型学”则部分地来源于对特纳的著作的批判性反思。他用“符号互动论”代替了特纳类型学中的功能主义，更加强调积极的身体，而不是受机制和结构束缚的身体。⑤这两种分析方法产生了有理论根基的身体类型。为了研究身体的转向，有学者将身体区分成医学的身体、宗教的身体、运动的身体、性别的身体、残疾的身体、工作的身体、消费的身体、衰老的身体、训练的身体、控制的身体、镜像的身体、交往的身体等等。当然，也有学者提到过“伦理的身体”，只是其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肯定和强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只是研究身体伦理问题的需要，亦是整个社会学和哲学研究的需要。 (二)何谓“伦理的身体” 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再现是与理智的衰落相联系的。随着心灵放弃了在身心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身体的地位得以高扬。同样，伦理学也从理性中赢得了它的自主性，并且开始作为一个有着独特身份的社会学领域，从与美学的关系中脱离出来。尽管许多社会学者面对身体会有所保留，但他们仍然强烈地发出了道德关切的声音。 “伦理的身体”是在现代性视域中凸显出的一种新的身体类型。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全球化和地方化、后殖民主义和单一民族国家、新民族主义和跨国合作极为扩张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存在论意义上的不安全感是普遍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过去的一些价值普遍需要重新审视。理性、真理和进步的启蒙价值观受到来自愉悦、欲望、感觉和情感的严重挑战。身体出现在价值的重估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性和理性权威的消解，以及人们独特的道德困境的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