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3)02－0001－08 正如把“道”、“德”作为道家的标志性概念一样，把“法”作为法家的标志性概念，已经成为学界的一种定式。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道家、法家的一些特征，但缺乏客观性和本质性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客观性和本质性的缺乏，正是中国学界古代思想研究偏离客观实际而由臆想产生的自然结果。诸如道家的标志性概念不是“道”、“德”而是“自然”一样，法家的标志性概念也不是“法”而是“理”。显然，在这个维度上，对“理”的认识和研究是非常不够的①。就整体而言，法家在推崇法度的同时，更加强调“理”，正是考虑到了法度动态运行过程中情况复杂性的问题。简言之，法度在实践中存有偏离本来航道的危险性，所以，预设具有自然、必然性的“理”来保证法度实践航道的正确，这种苦衷是非常明显的。因此，“理”构成了法家之所以为法家的标志性概念，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学界的注意显然是不够的，这是在法家道德文化资源利用问题上，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 就“理”的用例而言，《诗经》约有4个，《春秋左传》约有5个，但它们都是指负责划定地界等的官职名称，并非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在法家那里，“理”成为普遍使用的概念，《管子》约出现161次，《慎子》约5次，《商君书》约4次，《韩非子》约84次，仅《解老》篇就出现41次，诸如“道理”的用例约有13次②，“事理”的用例约有9次③。 关于“理”与法家的渊源关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揭示，即：“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1]无疑，“理官”的职务就是上面提到的负责划定地界的官职，是政府部门的一个机构，是社会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许慎《说文解字》解释：“理，治玉也。”玉不治不成器。如何治？显然不是没有任何准则的，就玉而言，要依据玉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实际的治理利用；划定地界当然也离不开一定的规则。实际上，法家与“理”的关联，就是依据规则来理定地界，在引申的意义上，就是依据规则来治理具体的社会事务。学术界对此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无独有偶，学界对庄子关于法家与“理”的评价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庄子·天下》有言： 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2] 其意思是，作为法家思想家之一的慎到④，其主张之一就是“弃知去己”。“弃知”就是“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不以臆想之知来限制万物，所以“无用知之累”。“去己”则是“于物无择，与之俱往”，是一种物我一体的境界，故“无建己之患”。这种“弃知去己”的行为，在动态层面上，始终以“理”为自身行为的依归即“动静不离于理”，亦可称为“无知之物”。显然，在这里，“无知”不是没有知识的意思，而是泯灭成见之“知”在实践中的消极影响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理”，就是一切以“物”为价值依归的理则即“泠汰于物，以为道理”。 庄子对法家的总结，突出的不是“法”而是“理”。众所周知，人是法家审视的一个主要对象，诸如“人道”的用例约有3次，“人事”的用例约为17次；而“人道”、“人事”的内容往往又通过“礼”才能得到具体的体现，所以，“礼乐”也是法家视野里的一个焦点，其用例约有9次⑤。在法家的思想体系里，不仅礼法与道法融通，而且礼、法还紧密与“理”结合。有资料为证： 是故，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公道不违，则是私道不违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奸心得无积乎？[3] 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管子·心术上》)⑥ “理”的内容是“别交”和“正分”；“别交”是区别上下交往界限的意思，“正分”是确立君臣名分的意思。“礼”在本质上具有“缘义之理”的特点⑦，是在施行“因人之情”和“缘义之理”行为时的礼节、仪式即“节文”⑧。起初，礼节具有严密的规定，并依靠具体的仪式来体现和完成，而仪式的特点体现在操作性上。换言之，礼节必须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才能得到体现，礼节是通过具体行为展示的，因此，礼节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这是非常清楚的⑨。 “礼”与“理”互相融通，始终依顺“理”来行为就是行“道”，而“道”对于统治者而言，是通过明智的法度设置和推行来完成的，不是一己的“私防”；没有体“道”的修养和素质的积累就是“无道之君”。如果有法度也无视其重要性，而热衷于“行私”，一旦上行下效，其社会秩序就可想而知了。在“理”、“礼”的相通点上，“礼”与法度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礼之所以“有理”，在于它代表的不是私理，“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强而治矣。君壹置则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君不能审立其法以为下制，则百姓之立私理而径于利者必众矣”(《管子·法禁》)。这里“立私理”和“倍法”、“径于利”相对，私理的彰显，在于对法度的违背和对利益的过分追求；“径”的本义是行，这里显然是指不走正道的意思，因此，“倍法”、“径于利”都是失范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