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建设与体制改革

作 者:

作者简介:
宋惠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原文出处:
伦理学研究

内容提要:

在任何时代,人们的道德状况总是有个体差异的,但是,从根本上说,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道德状况,则是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历史发展水平的反映。在当代中国,“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其体制、机制,都有了根本性变革,包括党政干部在内,大多数人的思想道德面貌相应地发生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变化,并且必然会随着社会进步而上升至更高历史阶段。应该有信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干部的职业道德,必将提高到应有的历史水平上去。但是,目前一些干部中的腐败问题,其严重程度和恶劣影响,是决不能忽视的。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在于改革不彻底而形成的制度上的某些弊端。所以,必须要把干部职业道德建设,作为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切实抓好,形成干部职业道德建设的可靠制度保障。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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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3)02-0059-06

      在最近几年的媒体中,“官德”这个概念,比较频繁地进入到人们的话语中来。所谓“官德”,通常说的是我国古代的“官员道德”,相对于我们今天,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党政干部道德”。实际上,无论是“官德”,还是“党政干部道德”,都是指为政者——官员或者干部的一种职业道德,广义上说,即是公务员的职业道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党政干部道德建设,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所以,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很重视党政干部职业道德建设的工作,从思想理论教育上和具体措施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步骤。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解决政风中的突出问题,并且进行专项教育和治理,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2011年11月,中组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这其中,包括了对干部职业道德的考核,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推动党政干部的职业道德建设。同时,国务院公务员局也发布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要求在“十二五”期间,对全体公务员进行一次职业道德轮训。很显然,这对于推动党政干部的职业道德建设,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些作法,说明我们已经看到了党政干部职业道德水平提高的紧迫性,也正在采取措施来促进这一工作。如果积极、切实地抓下去,是会有成效的。但是,也要看到,仅仅通过几次考核,一次或几次培训,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抓住实质性的问题,揭露深层次的矛盾,寻找解决现代社会官德建设中的根本出路。那么,目前官德建设中的实质性问题或者说深层次矛盾,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以权谋私的体制弊端。所以,把提高党政干部道德水平的问题,作为体制改革的一个环节来抓,形成一种可靠的制度保障,这是当前我国官德建设的一个根本出路。

      一

      就官德本身而言,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中,每个官员的职业道德状况,都有高下、优劣之分,比如说,在专制制度下,社会环境虽然恶劣,但是,官员中也有清官、贪官之别,而且,出污泥而不染者总是有的;反之,就是在民主政治比较发达的那些社会环境中,官德低下、臭名昭著者,也是不乏其人的。这说明,官员个体的素质,对于他们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毕竟是个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所以,我们在官德建设的过程中,加强系统的道德教育,始终注意进行个人的品德修养,这是绝对不能放松的。

      不过,我们还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包括官员道德在内的整个社会道德水平,总体上会有历史性的提高,大体上经历着从野蛮向文明发展、从比较低层次的文明向更高层次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当然,这样的道德进步,不会是一种简单的、笔直的道路,而是往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曲折历史过程。恩格斯曾经以历史资料为根据论述过这一过程,他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产生了私有制,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进入了阶级社会,于是开始有了阶级道德,这是人类发展到文明时代的最早标志。从发展的观点看,阶级道德的产生,无疑是人类道德发展中一个有实质性的进步,因为它毕竟取代了蒙昧、野蛮的原始道德。不过,道德发展中的这个进步,却是以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人类从此便由纯朴道德的高峰上堕落下来了。恩格斯说,在道德发展的这个特殊历史转变时期,“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1](P177)

      恩格斯的这个论述,阐述了人类社会道德进步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即以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基本制度,对道德的历史性质是具有最终决定性意义的客观因素。应该说,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研究现代社会道德问题,这其中包括我国现阶段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建设问题,也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特殊时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发生了从反右派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些悲剧性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但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更严重的是在思想道德领域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这其中,不能不指出的是,对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广大干部的职业道德,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比如说,从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等各次政治运动中兴起的说假话之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恐怖性的政治高压下,某些人出于各种不同动机,不惜对同志落井下石、栽赃陷害,造成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在日益狂热的个人崇拜影响下,一些人为个人的飞黄腾达,曾经刮起了一股令人厌恶的奉迎拍马之风,如此等等;当然,大多数领导干部还是坚守了自己做人的道德底线,不少领导干部则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应有的风骨,像彭德怀、张闻天、顾准等,他们的气节感人,人格高尚,彪炳千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运动中,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些领导干部的丑恶表演,毕竟在当代中国史上留下了无法洗刷的耻辱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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