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科学的实验研究表明道义论哲学是错误的吗？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1-0056-07

      一、后果论与道义论

      在规范伦理学中，后果论与道义论代表了两种具有根本分歧的竞争理论。后果论认为，我们对一个行为的道德评判，取决于我们对于该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各种后果的测算与评估，功利主义即是后果论伦理学的典型代表。道义论则认为，我们对一个行为的道德评判，从根本上说并不取决于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而是取决于该行为的动机和过程是否符合我们所遵循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康德伦理学通常被认为是道义论的典型代表。例如，如果牺牲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拯救更多的人，那么后果论者一般会认为这是值得去做的，而道义论者则会认为，即便更多的生命可以得救，这也不能成为我们去剥夺某一个人生命的理由，因为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和权利是我们信奉的一条基本的道德准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违背。

      哲学家构想出来的一些更为具体、鲜明的道德困境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后果论与道义论之间的分歧，以及它们与人们日常道德判断的关系。“电车困境”(the trolley dilemma)便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一个①：

      一辆失控的有轨电车正疾驰而来，如果不采取措施，前方正在轨道上进行维修作业的五名工人将会死于非命。在你的旁边是一个控制台，而唯一可以拯救这五名工人的办法就是扳动控制台上的开关，让这辆失控的电车驶向另一条轨道。但如果这样做，在那条轨道上施工的另一名工人则会被撞死。在此情形下，你应该扳动控制开关吗？

      心理学实验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在此情形下扳动开关让电车改道，从而用一条人命换回五条人命，这样的做法在道德上是可取的。②显然，大部分人面对电车困境会做出典型的后果论判断。接下来让我们考察一个类似的情形——“天桥困境”(the footbridge dilemma)③：

      一辆失控的有轨电车正疾驰而来，如果不采取措施，前方正在轨道上进行维修作业的五名工人将会死于非命。此时你正站在跨过电车轨道上方的一座人行天桥上，身旁有一个陌生的大胖子。天桥正处于电车和那五位工人中间，你唯一能拯救那五个人的办法就是把身旁的陌生胖子推下桥，利用他的硕大身躯阻止电车前进。(你自己的体重不够，即使跳下去也不足以阻止电车。)如果这么做，这个陌生的胖子必死无疑，但以此为代价另外五个人的生命就得救了。在此情形下，你应该把陌生胖子推下天桥吗？

      对于这种情形，大多数人认为，将身旁的陌生胖子推下天桥以阻止电车在道德上是不可取的。④显然，面对天桥困境，大多数人会做出典型的道义论回答。为什么面对上述两个相似的情境，同样是牺牲一个人来救五个人，人们的道德判断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一些哲学家承认，人们对于这两种情形的道德判断都是正确的，并且可以在道义论的框架下找到相应的理由来解释。⑤例如，康德伦理学认为，“将人仅仅作为手段来为其他人服务是错误的”，在天桥困境中，陌生胖子的身躯被作为工具使用来阻止电车，以拯救另外五个人的生命，显然就违反了这一原则；而在电车困境中，牺牲者的死亡只是扳动开关的一个副作用，并没有被当作手段来使用。

      图1 修正后的电车困境

      

      然而，这样的处理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让我们设想这样的情境(图1)⑥：背景与电车困境相似，不同之处是原先那个在旁边轨道上的工人现在是站在主干道的分支轨道上。电车若沿着主干道行进，就会冲向正在主干道上作业的五个工人；而电车如果被导向了分支轨道，却没有任何手段让它停下来，驶过了这个分支它又会回到主干道上，然后继续冲向这五位工人。而现在的情况是，在分支轨道上恰好有一位胖硕的工人在作业，如果电车撞到了他，那么电车就会被阻挡下来，从而使得后面在主干道上作业的五位工人得救。对于这种情形，大多数人会给出与电车困境同样的判断，即应该扳动开关让电车进入分支轨道，牺牲这个站在分支轨道上的工人，而使得在主干道上作业的五位工人得救。⑦可是，在此种情形下，不同于电车困境，这个牺牲者却是仅仅被当作手段来使用，以拯救另外五个人的生命。所以，上面用以解释电车困境与天桥困境在人们的道德判断上造成差异的道义论因素，即在“手段—目的”上的区别，不足以解释修正了的电车困境与天桥困境之间的差别。

      二、道德判断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那么，究竟是何缘故使得人们对电车困境与天桥困境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道德判断呢？加西华·格林(Joshua Greene)推测，这是因为在天桥困境中，设想亲手将一个陌生人推下天桥以阻止电车，会激起(处于想象中的)行为者强烈的情感反应，而在电车困境中，设想扳动控制台上的开关使得电车改道所引发的情感反应则要弱得多。对于这二者的差别，格林采用“贴近的与切身的”(up close and personal)与“非切身的”(impersonal)情境来分别加以刻画。前者涉及的行为对象通常是具体的、可以认定的，行为主体对行为对象的作用来源于行为主体的能动性，是直接的，甚至有肢体上的接触；而设想自己是该情境当中的行为主体，在对行为对象施加伤害时，往往会激发起比较强烈的情感反应。在“非切身”情境中，行为对象通常是抽象的、疏远的，行为主体对行为对象的作用并非直接源于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一般来说是间接的；而设想自己是该情境当中的行为主体，在对行为对象施加伤害时，通常不会激发起强烈的情感反应。在格林看来，人们面对电车困境与天桥困境做出截然不同的道德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两个情境所引发的情感反应上的不同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