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1-0046-10 一、文明的纠结：从“二律背反”到“二元体质”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宣布了一个著名的道德哲学发现：道德与幸福的二律背反。 康德指证，在价值原则与实践原则两种辩证中，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在价值原则中，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和总体是至善，至善是道德与幸福的一致：对个体而言，德行和幸福一起构成了一个人对至善的拥有；对社会而言，德性与幸福的比配构成一个可能世界的至善。但是，在实践原则中，德行的准则与个人幸福的准则，却可能完全各异，在同一主体中竭力相互限制、相互妨碍。 于是，康德感叹，德行与幸福的结盟，是一个在实践中没有完成甚至难以完成的任务。“无论迄今为止一切结盟(注：德行与幸福的结盟——引者)的努力如何，至善在实践上是如何可能的？这个追问始终还是一个未解决的任务。”① 但是，未解决绝不意味着放弃解决；相反，在至善中，德行与幸福必须“被思想为”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思想为原因和结果的连接”，即善恶因果律。原因很简单也很彻底，“因为它关涉实践的善！” 关键在于，德行与幸福“被思想为”何种因果连接？在思辨理性中，只有两种可能：“或者追求幸福的欲望必须是德行准则的动机，或者德行的准则必须是幸福的有效原因。”②康德发现，在实践理性中，两种可能都不能成立。第一种情形是绝对不可能的，理由很简单，把意志的决定的根据置于对幸福的渴求，是完全非道德的，也不能为德行建立基础；第二种情形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德行与幸福的因果关联并不取决于意志的道德意向，而是取决于知识和能力等诸多因素，即主体必须是“全能的存在者”而不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于是，康德感叹，二者之间的必然连接，“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指望的”。③这就是道德与幸福，或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 “迄今未解决”、“无法指望”，这些具有绝对性质的话语，既是事实的呈现，更是智者的洞察。然而，康德道德哲学的魅力在于：“未解决”又“应当解决”；“无法指望”又必须“给予指望”。这种“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理想主义也许更能体现道德哲学和人类文明的真谛。不难发现，康德深陷纠结之中：既是德行与幸福的纠结，更是“不能解决”和“应当解决”的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纠结；在哲学层面，它们是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之间的纠结。 “二律背反”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文明的真实而生动的样态，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密码。如果说，在康德那里，德行与幸福的因果律还是一种“思想的纠结”，在今天的中国，它已经演绎或呈现为一种文明的纠结。以下两组数据直观地展现了现代文明和时代精神中的这种纠结： “你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与幸福④的关系如何？”49.6％认为一致或基本一致，49.4％选择德福不能一致或二者之间没有关系；⑤ “你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如何？”“生活水平提高但幸福感快乐感下降”占37.3％，“生活不富裕但幸福并快乐着”占35.4％。⑥ 两组数据不仅呈现了当今中国社会道德与幸福、发展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真实样态，也潜隐着人们对这种关系的判断和取向；最有意义的是，人们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取向中所呈现出的那种截然对峙的“二元体质”。49.6％对49.4％、37.3％对35.4％，两种判断和主张，既是高度的共识，也是截然的对峙，它们形成精神世界中的一种“二元体质”。 如果建构某种跨时空的关联，那么，从“二律背反”到“二元体质”，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关系的不变诉求和执著追求中，已经发生一些重大变化： 其一，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已经从一种理论悖论演绎为一种现实悖论，从一种理性纠结演绎为现实纠结或文明体质。前者存在于道德哲学家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中，后者呈现为现实社会生活和文明体系。 其二，“二元体质”以数学的“精确性”呈现社会生活和文明体系中道德与幸福的悖论或背反的程度，已经不像康德所说的那样，难以“精确”表达德行与幸福的关联度。它表明，现代中国文明已经走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社会正面临重大而两难的选择。二元体质以截然对峙的尖锐性，凸显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关系对现代中国文明的严峻挑战与巨大意义。 其三，不难发现，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演化，道德与幸福同一性关系的价值与话语重心，已经悄然而深刻地位移，关切点从意义世界的德行或道德，转移到幸福，尤其是生活世界的幸福。它不仅表征社会的精神气质，而且表征整个社会文明气质的巨大变化。 由“二律背反”到“二元体质”的演化所携带的丰富哲学信息和蕴涵深刻理论意义，绝不能简单地诠释为康德悖论的现代表达，也不能仅理解为经典理论在现代生活中的验证，甚至不是简单的“中国问题”，也许它预示着关于道德与幸福同一性的文化信念和人类价值正在甚至已经发生某种转向，也许它是昭示着现代文明已经走到一个重大转换点甚至临界点。无论如何，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关系方面，文明正面临严峻选择，道德哲学必须为这种选择做理论准备。显然，在新的选择中，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指证的那种“未解决”——“必须解决”、“无法指望”——“给予指望”的理性纠结将继续存在，并且，这一纠结将继续成为选择的文明魅力和对人类价值智慧的考验。选择的可能路径是：是沿袭康德式的道德理想主义或抽象形上思辨，还是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进行现实世界中道德与幸福同一性的批判性建构？在批判性的现实建构中，如何防止因道德的工具化而将整个社会引入万劫不复的伪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