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6-0030-05 每一个时代皆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必然会随着这一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而变迁。自20世纪后半叶始，伴随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科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与之相适应，传统行政伦理日渐暴露出种种弊端，对其反思与批判之声风起云涌，并逐步向现代公共管理伦理位移，仔细考察这一更迭过程对我们全面把握行政伦理的发展脉络及未来走向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关怀价值。 一、世纪之交全球行政生态环境的巨大变迁 美国著名行政生态学家里格斯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行政系统本身，而应该像生态学研究生命有机体与周围物质环境的关系那样研究行政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1]。站在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的视角，观察20世纪后半叶世界范围内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状况，可以明显看到如下几大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导致政府管理行为的全面扩张 所谓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商品、资本、服务等各种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各国经济相互融合，导致大量跨国公司、全球公司的出现，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统一大市场。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政府在着眼本国事务的同时，必须对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改革浪潮有所回应，对政府管理的内容、范围、方式进行调整，包括政府职能的重新建构、政府行政能力的不断提升、政府制度的自我创新等。以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介入为例，政府为了本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必须加强对公共部门的管理和协调，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乃至政府不得不直接介入某些行业的物质生产活动领域，特别是整个社会对公共物品和劳务人口的需求越来越多，迫使政府职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政府已经由原来的“守夜人”角色变成了一个提供广泛服务内容的经济实体。 (二)政治民主化造就公共管理主体的多中心论 自工业社会生成以来，对各种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一直是由政府垄断并强制执行的，政府是独一无二的主体。伴随20世纪后半叶信息社会的到来，私营部门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开始在公共管理事务中扮演起重要角色，同时，政府也开始将大量任务和职权下放和转移给各种志愿者组织、社区互助组织、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等，如著名美国行政管理学者斯托克所言：“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2]新公共服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登哈特通过对美国“社区与公民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也发现，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中，许多公民并不把自己的大量时间花费在政党政治和各种选举上，而是通过街坊邻居、工作团体等“草根”组织来建立彼此之间的新关系和参与现代世界的各种非政府性活动。可见，在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民主化的主体、内容和范围正在向多中心转移。 (三)文化多元化对行政人员的宽容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20世纪后期，社会多元化现象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传统社会统一的、稳定的、同质的文化系统逐步被瓦解，后现代文化隆重登场，后现代文化的突出特征是以多元性、异质性废弃整体性、同质性，以具体的、特殊的、专门的观点反对抽象性、一般性、普遍性的观点，强调偶然性、变异性、暂时性，注重历史化、语境化和多元化。这就要求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由追求形式同一性向灵活多样性转变，政府必须建立一种承认差异、维护差异的机制，行政人员必须具备宽容性道德品质。所谓宽容是指行政人员对其不喜欢或不赞成的他者的工作模式、生活方式和信仰对象有能力进行干涉却不去干涉的一种原则性克制。其中，是否立即做出道德判断意义上的不赞成或非道德判断意义上的不喜欢，是区分行政人员道德宽容和道德冷漠的重要标准，而是否有能力进行干涉构成了是有意宽容还是被迫顺从的分水岭，如果行政人员做出了否定反应，并具备了干涉能力，但却采取了有条件地不干涉他者的行为，这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宽容姿态。其中，如果是出于行政人员的恩惠心理而做出的宽容姿态，这种宽容行为随时都可能被收回，因此是靠不住的，相反，只有出于真诚地保护个人的多样性，本真性地承认他者的存在，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起了深刻的相互关联，唯有这种宽容才能真正实现在诸多差异中保持永久性和平相处。 (四)科技信息化促成了电子政务的迅速普及 在20世纪后期，科技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应用导致地球村内居民的联系更加即时化和贴近化，诸如通讯卫星、光缆、计算机网络、传真机等先进通讯手段使整个人类瞬间即可分享各种信息，这对政府的官僚体制提出了巨大挑战，迫使政府传统的层级控制理念、信息传递方式、公私领域划分发生重大变化，进而不断推动着政府组织的再造。特别是电子政务的广泛运用，促进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化，提高了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力度，政府通过电子文件交流、政府信息公开、咨询信息服务等方式，及时让公众了解政府的行政决策意图和公众的反馈信息，极大地提升了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程度和价值认同感。仅以电子政务中的政府办公自动化为例，如果公众需要办理与政府部门相关的某项手续，过去必须亲自到政府机关去领取各种表格并认真咨询填写，而现在却可以坐在家里或办公室内通过人机对话方式轻松完成上述任务。据统计，美国政府上世纪末实施电子政务以后，关闭了2000处办公室，减少了24万政府工作人员，削减了118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