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6-0023-07 政治道德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和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整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规范官员的从政行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儒家把道德视为治国之本，提倡仁政德治，其政治道德学说的内容十分丰富。从道德规范的意义上说，儒家的政治道德学说既包括一般的政治道德要求，也包括关于为政者职业行为的道德规范及其评价标准。 儒家主张“为政以德”，这既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和鲜明标志，也是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对此，杨伯峻先生在其《论语译注》之“余论”中说：“孔子的政治主张便在于以道德力量来感化人民，这样便可以不用繁刑重罚而人民自然归服。”[1]《尚书·尧典》中也提出并强调了道德对于国家、社会乃至民众的意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一思想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并不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孟子说：“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他还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说：“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董仲舒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春秋繁露·立元神》)。朱熹也说：“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深其本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这些论述都肯定和阐明了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在社会政治领域，“政”与“德”是紧密联系的。正如朱熹所说：“德与政非两事。只是以德为本，则能使民归。若是‘所令反其所好’，则民不从”(《朱子语类》卷二十三)。因此，“德”与“政”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孔子说“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也反映和说明了“德”与“政”的一致性，其中“正”即公正、正直之意，这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道德要求。孔子还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因此，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为政者在治理国家和处理政务时，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而“为政以德”正是一项基本的道德原则。 从“为政以德”这一核心理念和基本的道德原则出发，孔子及其儒家学者十分重视政治道德规范对为政者行为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规范，要求为政者用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儒家所提出和倡导的政治道德规范是很具体很丰富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率民以正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他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也就是说，为政者首先自己要做到“正”，只要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即使不发布命令，百姓也会按照要求去做而不违抗；反之，如果自身不正，则难以正人。自己首先做到“身正”，是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孟子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荀子说：“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他还说：“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於臣子矣”(《荀子·君道》)。《大戴礼记》中也有“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的话，明确指出了为政者对于普通百姓的表率作用。因此，为政者应当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在言行上为百姓树立榜样，起到表率和导向作用。 《论语》载：“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即是说为政者首先自己要勤劳工作，以自身的行动带动百姓，为百姓作出表率。孔子还以“风”和“草”的关系作比喻，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在先秦儒家那里，很多情况下所谓君子即是指为政者。孔子把为政者的品德比作“风”，把百姓的品德比作“草”，以此阐明为政者的道德品行对于百姓的引导和影响作用。《礼记》中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礼记·大学》)。也是强调了为政者的道德品行对于百姓的导向作用和表率作用。对此，贾谊也作了充分的论述：“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贾谊：《新书·道术》)。这些论述都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众心理，阐明了“上行下效”的心理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