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世界缺什么

作 者:
樊浩 

作者简介:
樊浩,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6)。

原文出处:
道德与文明

内容提要:

“我们”的世界缺什么?这一问题的真义是:“我”成为“我们”的精神世界缺什么?缺“伦理”,缺“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的伦理!这一缺失历史地根源于对人类文明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的误解和误读,因而必须进行中西方民族精神发展的宏大叙事。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希腊文明的集体记忆,作为一次伦理事件,其深远精神意义使它成为西方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制礼作乐”的西周维新是中华民族的原初经验,礼崩乐坏是中华民族的童年记忆。带着“伦”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中西方民族开启了各自的精神之旅。20世纪初,中西方哲人以不同的话语形态和问题指向诞生了同一个文明觉悟,这就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学会伦理地思考”的“伦理觉悟”。行至当代,中西方民族、中西人的精神世界“同是天涯沦落人”,面临同一个难题:伦理缺失,伦理家园失落。由此,“我们如何在一起”的道德追问,便演化为“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寻,最后演变为一场关于人类文明前途的信念危机:“我们能否在一起?”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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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6-0005-011

      前言:美丽的优柔

      我们的世界缺什么?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即便是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来说。然而,“‘我们’的世界缺什么”却是一个可以回答、对当下的中国和世界来说也必须回答的追问。这一追问的要义是:使“我”成为“我们”,当今的世界到底缺什么?换一种话语方式:在今天的文明中,到底因为缺少什么文化元素,或者到底因为什么文明缺失,使个体性的“我”难以达到、也难以真正成为整体性和实体性的“我们”?

      追问的前提基于对当代文明的事实判断和文化体验:“我”难以成为“我们”!然而,无论诊断还是追问,在哲学上都指向一种质疑:“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古老的“苏格拉底问题”,在两千多年之后是否依然还是人的终极追问?或者,这一具有终极意义的追问是否一开始就内在某种文化缺失或文本误读?陷于当今文明的“问题丛林”,是否应当延展人类的终极追问和终极思考?一言难尽,还是先看看我们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你对当前中国的伦理与道德状况是否满意?”——69.7%的人对道德状况“基本满意”,73.1%的人对伦理关系或人际关系“不满意”;“当今中国社会实际奉行的价值观是什么?”——49.2%的人认为是“义利合一,以理导欲”,42.8%的人认为是“见利忘义”和“个人主义”;“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如何?”——49.9%的人选择德福“一致”或“基本一致”,49.4%的人选择“不一致”或“没有关系”;“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如何?”——“生活水平提高但幸福感快乐感下降”占37.3%,“生活不富裕但幸福并快乐着”占35.4%;“公正与德性到底何者更为优先?”——50.1%的人主张公正优先,48.9%的人主张德性优先。①

      73.1% vs 69.7%;49.2% vs 42.8%;49.9% vs 49.4%;37.3% vs 35.4%;50.04% vs 48.91%——两种相反的判断或主张二元对峙,既高度共识又截然对峙,标示着当今中国社会在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呈现至少已经出现“二元体质”。我们的世界正在伦理与道德、义与利、道德与幸福、经济发展与幸福感、公正与德性的诸两极价值之间美丽地优柔。“优柔”是美丽的,但“寡断”却会失去机遇。二元体质既是伦理道德,也是文明发展的质量互变点,更是推进发展的最佳干预期,“优柔”之后,应当也必定是“断”。如何“断”?向何处“断”?这些具有方向性意义的问题的解决,必须首先探讨:我们到底为何优柔?优柔什么?

      “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应当”(“应当如何生活”)的美丽优柔之中,正于“应当”的祭坛顾盼流连,优柔地徘徊。这种林黛玉式体态语言的病灶是文明机体、生命机体中“断”力的缺失。缺什么?本文的假设是:缺伦理!为何缺?原来,在对发端于文明源头的“人应当如何生活”本始疑讶和终极追问的文本解读中,我们遗失了一个更重要的追问:“我们如何在一起?”这一不幸的遗失缺位至今,演绎为当代文明的一种强烈怀疑和质疑:“我们还能否在一起?”于是,我们必须回溯人类文明的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

      一、“希腊记忆”:苏格拉底之死

      人及其生活的终极问题或终极追问是什么?学界似乎已经在哲学思辨和文本考证中形成某种共识:“人应当如何生活?”并且认为,这一追问始源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于是,苏格拉底便是讨论这一问题绕不过的话题。然而,由于历史的久远和文本的不确切,苏格拉底到底因何又如何提出这一问题,乃至这一问题到底由谁提出,可能还有待严密考证。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这一问题是西方学术在古典时期发现的人的世界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在思辨与文本两种传统方法之外尝试第三种路径,即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的历史叙事,也许会有新的推进。这里以西方文明史上最为重要的伦理事件即苏格拉底之死为重心,将它与古希腊文化史上乃至日后西方文明史上的其他重大伦理事件和道德哲学文本相关联,在历史叙事中进行哲学还原,以试图接近“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古老问题的历史真相。

      “苏格拉底之死”到底是何种文明事件或文化事件?回眸两千多年的文明历程,解释无疑是多维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只是一次法律事件,作为一次法律审判即便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审判,其历史记忆也不会如此深刻和广泛,乃至即便在今天还常常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诸学科研究中被唤醒;它也不只是一种政治事件,即便这一事件体现古希腊平民政治的缺陷并且这种缺陷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中频繁地重演。苏格拉底之死如此深刻而广泛地植入世人的文化记忆,更有解释力的假设是:它本质上是一次伦理事件,是事关人类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的伦理事件。“伦理事件”的判断不是基于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而是基于这一更具文化意义或人文意义的史实:苏格拉底因何死?为何死?我的观点是:苏格拉底因伦理而死,也为伦理而死。

      我们回到柏拉图的记载。苏格拉底因受迈雷托士、赖垦、安匿托士三位原告的指控或错告,在参与雅典审判的501名法官投票中以281对220的微弱多数被判死刑。罪名有二:(1)慢神;(2)蛊惑青年。撇开这些罪名,至关重要的是:苏格拉底为何选择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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