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2)05-0035-07 一、基本史实 据《左传》记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性淫，与宋公子朝私通，卫太子蒯聩以之为羞，愤而蓄谋杀死南子，结果事败，出奔于宋，既而投奔晋国，卫灵公尽诛其党。 哀公二年，卫灵公过世。灵公死后，在继承人问题上曾有过一段曲折。蒯聩出逃后，卫灵公曾打算立另一个儿子郢为继承人。但郢以不能担此大任为由予以拒绝。灵公死后，南子又宣卫灵公生前之意，试图立郢为国君。然郢仍然拒绝，否认灵公有此遗嘱，并且提出太子蒯聩之子辄还在。最终，卫国立卫太子蒯聩之子、卫灵公之孙辄为君主，是为卫出公。 与此同时，流亡国外的蒯聩亦得知灵公丧讯，在晋国的帮助下试图回国继位，然遭到了卫国的抵制，被迫居住于卫国的戚。自此，蒯聩居于戚，与卫出公辄形成对峙，父子相持十余年。直到哀公十五年，蒯聩在自己的姐姐孔伯姬及其佣人浑良夫的帮助下，挟持了当时专政卫国的外甥孔悝，发动政变，赶走了卫出公。孔悝拥立蒯聩为君，是为卫庄公。 二、孔子的态度 孔子正好生活在这一时期，显然清楚卫国这一父子相争的事件。在《论语》中，有两节语录涉及此问题。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述而》)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在第一则材料中，冉有想知道老师是否愿意帮助卫出公治理国家，因而由子贡去询问孔子的意见。然而子贡并未直接问以卫国之事，而是请老师评价伯夷叔齐。在孔子看来，伯夷叔齐是古代的贤人，他们互相推让君位，并不以没得到君位而产生怨恨，所以是“求仁而得仁”。由历史上的兄弟逊国到现实中的父子争国，子贡推断孔子不赞成卫君的行为。然而这段对话中，孔子毕竟没有直接评价卫出公，我们只能间接地推断，即“孔子赞美伯夷、叔齐，自然就是不赞成出公辄了”[1](P75)。 在第二则材料中，我们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当时的背景。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 是时，卫出公辄已当政，孔子的不少学生仕于卫，如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正是在卫国父子争国的背景下，孔子来到了卫国，并且“为辄所宾礼”[2](卷七)，即受到卫国的礼遇。子路想知道如果卫君请老师主政，首先将采取什么行动。孔子明确指出以正名为要务。那么孔子的“正名”具体何指？为何而发？对此，后世儒者有不同解读。 第一种观点认为正名为“正百事之名”，或正文字之误，马融、郑玄、班固、皇侃、邢昺等持这种观点。如马融注曰：“正百事之名也。”[2](卷十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亦曰：“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皇侃曰：“所以先须正名者，为时昏礼乱，言语繁杂，名物失其本号，故为政必以正名为先也。……郑注云：‘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礼记》曰：‘百名以上则书之于策。’孔子见时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误。”[3](卷七) 第二种认为正名乃正人伦，尤其是指端正君臣父子之名，如正世子之名。宋明理学诸家、清儒全祖望、刘宝楠等多主此义。依据孔子的春秋笔法，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经文“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中的“世子”一词进行推断： “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聩父既死矣，而称世子者，晋人纳之，以世子告，言是正世子，以示宜为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卫国，无可褒贬，故因而书世子耳。”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亦曰： “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太史公《自序》云：‘南子恶蒯聩，子父易名。’谓不以蒯聩为世子，而辄继立也，名之颠倒，未有甚于此者。夫子亟欲正之，而辄之不当立，不当与蒯聩争国，顾名思义，自可得之言外矣。” 考察以上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尽管孔子的正名可以诠释为正一切事物之名，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①，但在“卫君待子而为政”这个特殊的语境里，在卫出公辄与其父蒯聩一国相峙的背景下，此处的正名主要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即正君臣父子之名。此时卫国国君的家庭伦常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首先是蒯聩作为子欲杀母，与父卫灵公为敌，父子关系已经破坏；既而卫出公辄立为国君，以国拒父、父子对峙十余年，已经实质性地破坏了父子关系。由此可知，卫灵公、蒯聩、卫出公辄三代人，每两代之间都是父子伦常关系遭到破坏。这种特殊父子关系的破坏，直接影响到君臣关系。本来蒯聩为世子，如继承君位，则与辄的父子关系同时又呈现为君臣关系；而实际情况是子辄为君，而父蒯聩在外为臣，违背了子不敢臣父的礼制，造成了君臣关系的紊乱。因此，孔子的正名首先应当是端正父子之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