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2)05-0029-(08) 一、儒学的公正价值何以在资本世界中得以彰显 在近代中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很难想像会有人说儒学还有什么公正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难想像会有人提及儒学的公正理念。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时期人们把孔子抬到天上，有的历史时期却把孔子打到十八层地狱？为什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历史上无论怎样也不能被打倒？例如从历史上看儒学的三次重创(秦始皇焚书坑儒、清末的文字狱和文化大革命)并没能彻底摧毁儒学。为什么儒学在古代中国社会极富生命力，到了近代则被推到社会的边缘，而到了今天又重新焕发出生命活力？这说明儒学的研究有其时代的印记，应该将其放在历史的过程中去探究它的演化逻辑，在时代精神的关照下对其进行反思批判和创造性转化。 在近代中国，儒学的命运之所以多舛，大致有以下四个原因：其一，随着宗法专制主义制度的瓦解，制度化的儒学也随之崩塌；其二，在伴随强势与充满“霸气”的洋枪洋炮而来的西方思想潮流面前，儒学显得文弱和缺乏生气；其三，在应对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的挑战面前，儒学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第四，在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交锋中，儒学虽然还能振振有词，毕竟没有回天之力。 在21世纪的今天，儒学之所以受到国人的青睐大致有以下五个原因：其一，伴随国力的提升，增强文化“软实力”即文化强国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说：“中国除经济上去了之外，其他等于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并不可怕，因为它只能输出廉价商品，它不能输出思想、价值和理念。”凡是能被称为真正的强国绝不仅仅是GDP和物质上的强大，必须同时在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方面也要强大。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一以贯之、从未中断的优秀文化传统，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表征和传统道德的主体，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不竭资源。其二，今日之中国置身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世界背景中，这个时代最根本的一个特点是资本向全世界扩张。资本的逐利性质刺激着人的原始欲望不断膨胀，资本的个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到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渗透到人的血脉和骨髓之中，使人性出现严重危机。作为心性修养论的儒学在应对人性危机上不啻是一种良药。其三，人类社会从原始文明到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在已经进入信息文明、金融文明或符号文明的全新文明形态。金融文明与产业文明的有机结合可以创造出更大的利润和财富。这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要借助金融文明的新的资本运作的形式和手段，这是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演化走向。但是金融文明同时又以更加美好的形象遮蔽了它的野蛮，一旦虚拟的金融文明失去了产业文明的支撑，或者金融界的“高管”等技术精英出现诚信缺失、虚假、违规操作等道德风险，就会导致全社会或局部的金融危机，给广大股民和纳税人带来灾难，导致巨大的财富集中在极少一部分人身上，而广大民众则获益甚微，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其四，作为抽象劳动价值的最高表现形式的金融文明，在承认高科技工作含有高附加值即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承认金融等管理领域的劳动具有高附加值，因而在获得巨额财富的工资收入的同时，贬低了一般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基本源泉。这使得劳动光荣、劳动正义处于失语状态。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资本在不断攀升，另一方面劳动权益在下降；在劳动关系上劳资矛盾多发，严重对立，缺乏互信；不尊重劳动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心态，体面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制度保障；在处理劳资矛盾时制度缺失或监管无力，很多地方党政部门甚至成了企业的看家护院人。面对这样的社会矛盾，用阶级斗争理论加以分析显然已经过时，我们绝不能人为地去制造和激化矛盾，儒学的和谐辩证法的智慧是应对劳资冲突和对立的母体性、民族性、根源性的宝贵资源，可以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话中相互说明、有机融合并加以创造性运用。其五，针对眼下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儒学的礼乐文明，“立信、征信、结信”等思想理念，可以为构建德法兼治的诚信体系提供弥足珍贵的资源。 二、儒学的公正理念实际上是一个思想体系 在当代中国，“正义”一词来自对“justice”的翻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谈公平正义问题离不开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的正义观，这是来自近代西方的公平正义观的理论依据和资源。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一直以来忽视发掘自己老祖宗的公正理念及其价值。实际上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有属于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公平正义观。儒家的公正观早在《易经》和《礼记·礼运》中就有阐发，道家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儒家也是推天道以明人事；道家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公正观，儒家则是以天道公正来推演并转化为人事的公正。《易经》“元、亨、利、贞”中的“贞”即“正”，后来《易传·文言》中将其概括为“刚健中正”，在《易经·无妄》中阐发天道不妄，守持中正。《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也是阐发遵循天道来求得天下人间社会畅行公正和公道的美好愿望。借鉴西方的价值理念如果不落实到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就无法在比较中鉴别，往往会导致水土不服或隔靴搔痒、无济于事。引入西方的公平正义理论必须要将其浸润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唯有深切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的公正理念，才能有针对性地开掘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资源宝库并加以创造性转化。 中国传统的公正观渊源于原始氏族社会淳朴的民风，生成于宗法等级结构的小农自然经济社会，它的价值标准和指向是维护“礼”制的专制主义统治，这与西方近代的契约论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观显然有实质的差异。除却皇权专制的阴影，中国传统的公正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是一个包括价值目标和制度设计等在内的思想体系。 儒家的“公正”理念首先是一种社会价值理想和目标。在中国语境中的“公正”源自于忧虑“民生”而引发的构想天下为公的社会公正理想。《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氏族社会自然人伦的公天下背景里中国人的崇高价值目标和理想社会。及至夏禹以降的殷周时代是“家天下”的宗法人伦社会，它的社会结构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等级制度，它的公正观要求个体要服从天子的王权，个体必须服从宗法等级结构的整体，同时肯定个体在这种等级结构中应得的分位，这种安分就是“公道”和“公平”。这里的“公道”、“公平”就是要符合“天道”的阴阳、“地道”的柔刚和“人道”的“仁义”，实际上是指“天地良心”。这个“天地良心”就是“天理”，是“心不偏党也”(《韩非子·解老》)。老子的《道德经》中则是指在对恒常之道的把握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超越个我的“公”的美好的情状，亦即合于天道的“王天下”的理想的社会生活。这里的“整体”、“天下”既指皇权、国家和民族，也指全体民众即百姓。儒家的公正理念对君王也有很高的要求，必须有德有才，否则是可以不予合作、不辞而别，甚至成为不听从君王召唤的臣子的。所以，当皇权政治服膺天下、民众、百姓时，就是朱熹所言的“当乎理”。“当乎理”或顺应“理”就要使君臣的言行符合“理”，即“正身”，行为符合规范。“公是个广大无私意”(《朱子语类》卷二十六)，在荀子那里就是“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所倾侧，夫是谓之君子”《荀子·非十二子》。可见，儒家的价值目标是“公正”而不是“偏私”和不正；这又是一种合乎天、合乎道，无所不包容的公正无私的开放和包容的价值取向。在老子那里公正也是君王的人品：“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德经·十六章》)作为君王或政治领袖的“正”和“公”，由价值取向变成了个人品格的正直和中正。儒家强调“正心诚意”的意义就在于君王要立人道，如果“人道不立”，全天下的民众便无以为生，处境就惨了。唯有执政公正，才能实现社会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