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12)03-0035-05 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每一种伦理思想及道德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功能属性，我们称此为伦理思想的文明样式。儒学和谐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和谐伦理思想乃至整个传统伦理思想的主体和历史发展主线，有其独特的文明样式。今天，分析和把握这种文明样式，对于科学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优良的精神品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和谐伦理思想的内在结构与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儒学伦理思想和道德学说的“独尊”地位屡受来自释道伦理思想的挑战，但并未发生过根本性的动摇，这与儒家和谐伦理思想具备稳定的内在逻辑结构和核心价值观是密切相关的。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种视角来展开分析。 其一，以“仁”贯通“礼”，实现道德与政制、法制(刑制)的和谐统一。 礼，原为糊弄人与鬼神之间的祭祀活动，萌于“民神杂糅，不可方物”[1](P515)的原始社会末期，至周奴隶制末期经历了由“祭礼”到“礼制”的发展演变过程。仁，本为“亲亲”之义，是孔子在周天下“分崩离析”、“礼崩乐坏”的动荡时期创建仁学伦理文化的学理基础。孔子将仁的内涵扩充为“泛爱众”(《论语·学而》)即“博爱他人”(《论语·颜渊》)，旨在用“泛爱众”的仁爱精神贯通和改造周礼。 这可以直接地从《论语》言说“仁”与“礼”的语言逻辑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多将“仁”与“礼”放在同一看法或主张的命题中来表述。《论语》说“仁”有109处，说“礼”有74处，大凡说“礼”处多同时说到“仁”，如“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等等。这种语形表明，孔子要将他承接先人的“亲亲为仁”由家庭伦理推向全社会伦理，赋予仁以忠、孝、恕、节、义等道义内涵，改造由周而来的僵硬的礼仪制度，实行“亲亲”的普世化和当代化。这一极为重要的古伦理文化的改造与创新工程，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的“仁学”基石。所以，孔子之后的礼，在内涵和功用的表述上多兼有道德、政治、法律三种含义，如《礼记·曲礼(上)》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共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界、退让以明礼。”[2](二) 这里顺便指出，在考察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相遇文本之“礼”，应当放在具体语境中来理解它的特定内涵，而不应当仅作道德、政治、法律三者中的哪一种语义来解读。 其二，以“德”体现“道”，实现“个人之德”与“社会之道”的和谐统一。 “道”，本有道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①、独立于个体的俗世社会的规则等多种含义。“德”始见于《周书》，本义为人与生俱来的“性”。孔子是最早将“道”与“德”联系起来，主张以“德”实现“道”的古代思想家②，他说：“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后来，《礼记·乐记》如是明确解说两者关系道：“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朱熹注释“据于德”之“德”时曰：“德者得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3](二十七)把“德”与“道”联系起来并以“德”实现、体现“道”的逻辑程式，使“道德”具备了反映个人与社会(“私”与“公”)之间必然性联系的本质特性。中国古人关于公私关系的这种朴素的结构意识和价值观念，对于今人应当如何理解和把握所谓“德性伦理”或个体道德的科学内涵，仍然是具有某种校正性的启发意义的。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离开社会道德要求，个体德性操守的形成就成了无稽之谈。不同的个体道德，只存在其表现社会属性上的个性差异，不存在有无社会属性的差别。 其三，以家庭和谐伦理通达天下和谐伦理，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一统”观念和谐。这种大和谐伦理观早在西周就已形成，如《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4](一)意思是说：(尧)能发扬大德，使家族亲密和睦，进而影响其他各族，达到天下(百姓)太平。孔子在回答弟子“问仁”时，常把“爱家”与“爱国”一致起来，如“仲弓问仁”，他在“恕”的意义上答道：“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学而》) 中国古代社会贤臣明君著述过数不尽的“家训”，其思想主题都是家庭伦理和谐，而在言说家庭伦理和谐时多表达家国一体的和谐观念。 其四，以“天理”统摄“人心”，实现“天理”与“人欲”、“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和谐统一。孔孟儒学伦理思想在汉初被“独尊”为家意识形态后，虽然在保持其基本精神的情况下注意吸收和融合法、道、阴阳等各家思想，赋予内在结构具有某种开放的性质，但随后经董仲舒发挥衍生出“天人感应”的天道宇宙观，导致谶纬之术一度盛行，致使儒学伦理文化内涵的和谐思想带上了神秘的色彩，开始远离俗世社会，失去了“独尊”的实际地位，陷入困境。经过唐代的“复古运动”，特别是宋明理学与“心学”的“新儒学运动”，儒家和谐伦理思想不仅跟随整个儒学伦理文化恢复了“道统”地位，而且在“生生为仁”的形上层面上赢得了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