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5-0044-05 理想人格可以视为价值理想的具体体现，它以综合的形态展示了人的价值取向、内在德性、精神品格。儒家从先秦开始已考察人格理想的问题。人应当走向何种存在形态？完美的人格具有何种内涵？这一类问题都为儒家人格学说所关注。尽管随着社会的演进，对人格的理解需要进行历史的转换，但儒家人格学说中的一些思考，在今天依然有其意义。 按儒家的理解，理想的人格包含多重内涵。早在先秦，儒家已提出了成己之说，所谓成己，也就是成就理想的人格。孔子以仁道立说，仁道的基本要求是爱人，这一要求决定了理想人格以仁爱的精神为题中应有义。作为理想的品格，仁爱不仅仅一般地表现为对他人的尊重、关心，而且更在于同他人在情感上的相互沟通，亦即以真诚之情对待他人。孟子把仁界定为“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是一种同情心。在孟子看来，一个完美的人应当具有普遍的仁爱之心：“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孟子·尽心下》)同样，荀子也认为，作为理想的追求，完美的人格应当包括健全的情感。对荀子而言，人性之中本来便包含着情：“情者，性之质也。”(《荀子·正名》)当然，本然形态的情感还未能达到理想的要求，人格应当进而提升到诚的境界。 人格的另一重规定是坚定之志。孔子说：“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仁者”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勇”则更多地体现了意志的品格。意志首先具有自主选择的功能，孔子强调“为仁由己”，便把是否遵循仁道视为主体自主的选择。除了自主的选择外，意志还表现为一往无前的坚韧毅力，对孔子而言，为了实现仁道，即使献出生命，亦应在所不辞：“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正是这种意志的坚毅性，构成了完美人格的又一品格。孟子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在生命和道义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完美的自我应当勇于“舍生而取义”，这里的取义，既表现为自我的选择，又展示了意志的力量。荀子对人格的意志规定同样予以相当的关注，肯定主体的意志具有“自禁”、“自使”、“自行”、“自止”等能力，而并非完全为外在力量所决定。一旦形成了坚定的意志，便可以获得凛然无畏的气概，所谓“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荀子·性恶》)。 当然，对儒家来说，至诚的情感、坚定的意志并非隔绝于理性之外。在孔子那里，仁总是与智联系在一起：“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孟子要求“从其大体”，所谓大体也就是心之官，相对于耳目之官，它所表现的是理性的品格，从其大体相应地意味着服从理性的引导。荀子也认为，情之动应合乎理性的要求；意志的选择也应以普遍之道为准则，而不能“离道而内自择”。对道的认识体现了理性的功能，以道为选择的准则，意味着以理性引导意志。王夫之强调“志正而后可治其意”，反对“无志而唯意之所为”(《张子正蒙注·中正篇》)，同样要求以合乎理性之志抑制意志的盲目冲动。 可以看到，儒家的哲学对理想的人格作了多方面规定：它既有仁爱的情感，又有坚定、自主的意志，而二者又与自觉的理性相融合，从而完美的人格既涵盖于仁道等观念之下，又表现为知、情、意的统一。这种人格学说注意到了人格不能偏向一端，而应在各个方面获得较为协调的发展。 理想人格内含多方面的规定，同时体现于“君子不器”的观念中。中国哲学很早便区分了“道”与“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道”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它超越于特定的对象；“器”则是特殊、个别的对象。具体而言，相对于道，“器”具有两重含义：其一，指区别于人的“物”，也就是说，器是“物”而非“人”；其二，作为特定之物，“器”有各自的规定性和属性，是此“器”，即非彼“器”，不同的“器”之间界限分明。儒家从先秦开始就注重理想人格与“器”之间的区分。在谈到君子时，孔子便指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君子”即儒家所肯定的完美人格，“器”则如上所述，指特定的器具或器物。与君子和器的以上含义相联系，所谓“君子不器”，至少包含两重相互联系的意蕴：第一，人具有自身的价值，不能把人等同于物；第二，不应将人像器物那样，限定在某一个方面。换言之，君子作为理想的人格，既具有人之为人(不同于物)的规定，又包含多方面的品格，而不能成为单一化、片面化的存在。这种多方面性在儒家思想中往往被理解为全而粹，所谓“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荀子·劝学》)。这里的“美”是指人格的美，“全”和“粹”则与片面、单一相对，强调人格的多方面性。 在儒家思想中，人格作为内在的品格往往与内圣相联系。所谓内圣，首先表现为人的内在德性。然而，按儒家的理解，人格并非仅仅凝聚于内，它同时又呈现于外，后者涉及广义的外王过程。相对于内圣，外王具体表现为经世治国的活动。儒家的经典《大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其中“修身”以正心、诚意为具体内容，从而更多地以内圣为指向，治国平天下则关乎外王。人格的现实形态同时体现于内圣和外王的互动过程。 在人格的层面，内圣与外王的联系首先表现为人格的外化。对儒家而言，个体总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应当具有内圣的德性，而且应该赋予生活过程以广义的历史内容，后者所涉及的便是外王。当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何为其志向时，孔子的回答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是孔子的人生理想，而其中又明显地蕴含着一种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老者安之，意味着承前代之业；少者怀之，则意味着奠后代之基。人格的外化与这种深沉的历史使命感相结合，已泛化为“外王”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