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历史的必然性”问题 众所周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奠基性的文本，它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资源。临近上个世纪末，人们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又有了新的发现：研究者们在对卢卡奇于苏联期间的所有未发表的文字材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另外一个重要文本——《尾随主义与辩证法》(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该文本写作于1925年或1926年，卢卡奇在其中对《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了明确的辩护，这说明他直至那时还依然坚持《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基本思想。有意思的是，在英文版的《尾随主义与辩证法》中还收入了齐泽克的一篇题为“列宁主义的哲学家卢卡奇”的长文，齐泽克在该文中明确指出《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尾随主义与辩证法》的核心关注都是“十月革命”，卢卡奇的哲学在根本上是关于“十月革命”的哲学。(cf.Zezek，pp.152-153)换言之，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把《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贡献看作是单纯的物化批判或工具理性批判，这实际上是彻底放弃了卢卡奇的革命立场。 齐泽克在这里的真正用意是明确地区分开当今左翼思想的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条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代表，直至当今左翼学者们所进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它在根本上是对革命的背离，是以激进理论的方式来承认和保守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另一条以巴迪欧、齐泽克等一批激进政治哲学家为代表，他们主张要回溯到列宁主义，力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打开革命的道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齐泽克进一步指出，这两条道路的分离最初发生于1924年(其标志是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此之前是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对革命的道路的忠诚(fidelity)，在此之后的整个西方左翼思想则转向了对革命的背离。(Zezek，p.154)因此，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我们在今天重新复活列宁主义的事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那么，面对着“十月革命”与后来的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种种关联，我们在今天为什么还可以重走革命的道路？《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方面究竟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思想资源？为了直接回答这些问题，齐泽克以历史必然性问题为核心，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了重新解读。从反面看，他强调“十月革命”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之所以会演变为斯大林主义，是因为人们在处理阶级、政党和历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错误地预设了一种“历史必然性”。从正面看，他指出卢卡奇的历史哲学在根本上是关于革命或行动(act)的哲学，而行动的首要意义就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打破。这也就是说，导致斯大林主义的原因是人们对历史必然性的盲信，而卢卡奇的贡献恰恰在于批判这种盲信，强调历史偶然性。(cf.Zezek，pp.167-168) 但问题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并非如齐泽克所言，仅仅强调历史偶然性，而是刚好相反，他认为无产阶级之达到阶级意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Lukacs，p.177)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卢卡奇所说的历史必然性？在后人那里，这种理解为何会分裂为对历史必然性的盲信和对历史偶然性的主张？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笔者将概要论述齐泽克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解读，介绍其对历史必然性的批判和对历史偶然性的阐发。然后，以之为参照，笔者将对卢卡奇本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相关思想进行重新反思，指出其所主张的历史必然性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必然性，是一种作为结果的必然性，它包含着总体性的维度。最后，笔者将进一步说明，卢卡奇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它由于缺乏现实的中介而最终停留于抽象。正因如此，它在后人那里才会被分裂为盲目的历史必然性和绝对的历史偶然性之间的直接对立。 二、齐泽克论对“历史必然性”的盲信：关于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过渡 为了求解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所谓关联，齐泽克借用卢卡奇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中的独特视角，对该文所提到的阶级、政党和历史之间的互为中介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有两篇论文是卢卡奇专门为此书新写就的：《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在20世纪的思想史上，前者得到了人们的充分重视，特别是其中的物化理论；后者主要探讨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而由于领导十月革命的政党最终发展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后来的批判理论家们为了避免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有任何关联，便总是有意地忽略后者。齐泽克对该文所提到的阶级、政党和历史之间的互为中介的关系进行重新阐释，恰恰是要说明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不仅与卢卡奇的立场无关，而且它背后所隐藏着的那个哲学前提正是卢卡奇的哲学所要批判的。 1.阶级、政党、历史之间互为中介的关系 关于阶级、政党和历史这三者之间互为中介的关系，齐泽克指出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了一个三段论式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一发展，事实上才会有从列宁主义的政党到斯大林主义的政党的转变，即从投入革命到背离革命的转变。 简要地说，该三段论主要包括这样三个环节：首先，是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所展开的三者之间互为中介的关系：“政党在历史与无产阶级之间起中介作用”。(Zezek，p.159)其次，是以“列宁主义”(齐泽克认为这实际上是考茨基主义)的形式所展开的关系：“无产阶级被下降为历史(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进程)与体现在政党那里的关于历史的科学知识之间的中介因素”。(ibid)最后，是以斯大林主义的形式所展开的关系：“普遍(即历史本身)在无产阶级和政党之间起中介作用”。(ibid，p.160)第一个环节强调无产阶级立场具有自发的性质，无产阶级可以在历史中自发地由“自在”的状态上升到“自觉”的状态，政党在这里所发挥的只是助产士般的辅助作用。在这个环节上，无产阶级和历史被认作是相互同一的，即无产阶级被直接认作是普遍的阶级、历史的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认定无产阶级的意识在自发的状态下最多只能达到工联主义意识的水平，于是第一个环节就发展为第二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强调，真正的同一关系只能存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历史之间。该同一关系同时有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从客观的角度看，它意味着历史是一个受必然规律所支配的客观的过程；从主观的角度看，它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中的知识分子能够达到关于该历史必然性的客观知识。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政党才成了历史的主体，它拥有知识的特权，通过教育工人而把他们转变为实现历史必然性的自觉的工具。又由于政党与历史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同一关系在根本上只是人们的独断论的设定，第二个环节必然地发展为第三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强调，在政党和工人之间所展开的关系实际上是剥削和统治的关系。政党通过诉诸历史(“历史进步的不可阻挡的必然性”[Zezek，p.160])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