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3-0020-05 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赫斯是无法回避的人物之一。赫斯是德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也是最早转向空想社会主义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在19世纪40年代，他曾与马克思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有过合作，并参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这一时期马克思与赫斯的思想关系问题向来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中充满争议的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这一争论主要围绕这一时期马克思与赫斯在经济异化与共产主义思想上的相互影响而展开，主要分歧在于：在经济异化思想上，谁最先把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在共产主义思想上，马克思是否受到了赫斯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现有文献不足以有力地支撑任何一方的观点，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探寻马克思思想形成的渊源时，人们更多地关注这一时期马克思与赫斯思想之间的延续性，而忽视了青年马克思与赫斯思想之间的断裂性。我们认为，正是青年马克思与赫斯之间的思想差异，才能反映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线索；而选取马克思与赫斯几乎于同一时期分别完成的著作加以比较，则更能体现两人思想的本质差异与深刻程度。 一、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 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思想界，费尔巴哈哲学的出现仿佛一道曙光，为沉浸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之中的青年黑格尔派指明了未来哲学的方向。在1842—1843年间完成的《行动的哲学》等文章中，赫斯就开始尝试把费尔巴哈的宗教分析方法运用到社会领域，逐渐从哲学层面深入到经济学层面论证社会主义，而在1844年初完成并寄往《德法年鉴》编辑部的《论货币的本质》一文中，他进一步发挥了《行动的哲学》等文中的观点，完成了经济异化思想，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赫斯曾将《论货币的本质》的基本观点表述为，“实践世界中的金钱就是理论世界中的上帝，那个‘在天主教中’化身为硬币而‘在新教中’又升华为纸币的社会‘价值’的观念。换句话说，金钱不外是非组织化的、因而脱离我们自己理性的意志并因此统治我们的人类社会现代生产方式的幻影”。[1]具体而言，《论货币的本质》一文从以下方面论述了货币作为异化了的类本质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与结果。首先，交往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与费尔巴哈从人的静止的感性直观方面来理解人的类本质不同，赫斯认为，“生命是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单个的人同整个社会身体的关系，正像单个的肢体和器官同单个的个体的身体的关系一样。他们的现实生活只是在于他们的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只是在于共同活动，只是在于同整个社会身体的联系”。[2]这表明赫斯从社会交往的层面来理解人的本质，逐渐深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不过，在赫斯看来，个体的生命活动与动物式的自然生命并无本质区别，其差异仅在于个人不仅与自然界，而且与无数个人组成的社会之间发生相互交换，因此，交换或交往同时成为人的类本质得以实现的中介。“个体的生命活动的相互交换、交往，个体力量的互相激发，这种共同活动，是个人的现实的本质，是他们的现实的能力。”[3由此出发，赫斯认为全部历史可以分为地球的自然史与人类的自然史两个阶段。其中，人类躯体的形成既意味着地球的自然史的完成，也标志着人类的自然史的开端。在人类的自然史中，孤立的个体为了满足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彼此利用、相互争斗，产生了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甚至导致人类的毁灭。这样，赫斯将人类历史的起源定位于人类躯体形成之后的个体的活动，并且认为孤立的个体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会导致利己主义原则的盛行，最终走向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其次，货币是现实生活中异化了的人的类本质。在赫斯看来，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和动物都把类生活当做目的，把个体当做实现类生活的手段。但是到了资产阶级社会，在利己主义原则的支配下，类生活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了，个体成为目的，而类生活成为手段。这一颠倒在理论与实践中均有体现。“基督教是利己主义的理论、利己主义的逻辑。而利己主义实践的典型基地就是现代的、基督教的小商人世界”。[4]在基督教理论中，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灵魂，而在现实世界中，货币成了生命活动的主宰。赫斯认为，宗教观念中的颠倒不过是现实世界中颠倒现象的反映，因此，他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观点应用到社会生活中，试图为抽象的宗教异化找到现实的基础。 我们认为，尽管如此，这一时期赫斯所理解的现实基础同样是抽象的。这种抽象性主要表现为他所理解的货币与资本、无产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同一性。赫斯认为，资本跟货币一样，既是人类出卖自己的生命活动所获得的产品，又被当做中介用于在市场上换取他人的生命活动。因此，在赫斯眼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仅仅表现为穷人与富人在市场中占有货币数量的多少，不存在所谓的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对立。此外，赫斯以这种抽象理解来说明古代社会、中世纪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差异。在他看来，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奴隶与农奴出卖自己的生命活动，这种出卖行为违背了人的本质，因而是不情愿的活动，但是基督教产生了一种伪善与欺骗，使人们把出卖自己生命活动的非人性行为当做自然的、正当的行为，因此，基督教成为现代社会里人类出卖自己的原则。然而，赫斯又认为，“中世纪的奴隶制和古代的奴隶制之间的区别只存在于理念中。相反，在现实中，前者同后者根本不可能有丝毫的区别”。[5]这是因为，在中世纪和古代社会都存在着不依赖出卖自己肉体来维持生命的贵族、地主和奴隶主，与之相对立的是不能占有自己的肉体并自由地出卖自己的生命活动的农奴和奴隶。只有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人的本质的异化不仅在基督教理论，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被普遍化，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抽象的人权，在经济领域表现为无所不在的商品交换。因此，在赫斯看来，历史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就意味着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的普遍化，即从理论领域扩展到了实践领域，从不情愿的自然发展到了正当的行为。 具体而言，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类本质的货币具有以下的特性：第一，“货币是交换价值”。[6]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孤立的个人彼此隔绝，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联系在一起。这是现代市民社会即商品世界的真实写照，每个人如同小贩一样在市场上贩卖自己的生命。因此，人的价值取决于能否被交换以及交换所获取的货币额度。赫斯据此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非人性质，认为国民经济学关心的只是钱袋而非人本身，是一种发财致富的科学。第二，货币具有非人的性质，是“社会的血”、[7]“扼杀生命的交往手段”。[8]在现代世界，为了满足占有货币的欲望，人们互相残杀，形形色色的争斗与战争成为公开的秘密，一切特权与等级差别在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原则面前荡然无存。人类俨然成为嗜血的社会动物，人与人之间密不可分的社会联系被残酷的自由竞争所取代。第三，货币是人类劳动的结晶，它使具体的个人获得了抽象的纯粹形式。人的类本质在现实中的异化表现为个人与财产的分离，人们必须丧失作为自己个性的生命活动才能获得外在的金钱财富。在此，赫斯意识到了货币对于个人解放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当货币日益成为类本质的异化形式并获得普遍性时，个人同样摆脱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束缚，获得了抽象的、纯粹的形式。“与人格，即人相脱离的抽象的‘财产’的神圣性，完全是以与自己的财产相脱离的、抽象的、赤裸裸的、空洞的‘人格’的神圣性为前提的，反过来说，后者也同样以前者为前提。”[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