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3)02-0029-06 2009年去世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G.A.科恩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他在197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一书中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辩护。该书虽一经出版便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普遍赞扬，但同时也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和反对意见。1988年，科恩又出版了一部题为《历史、劳动和自由》(History，Labour，and Freedom)的著作，并在其中的第一部分(前五章)对他在前一本书中的辩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在这两本书中，科恩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多方面的辩护，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发展命题”、“首要性命题”和“合法性问题”的辩护。 “发展命题”，是科恩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命题，讲的是“生产力趋向发展贯穿整个历史”[1](P163)。科恩认为，这一命题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十分重要，但它在马克思本人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却缺少深入的说明和严格的论证。 科恩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提出，他对“发展命题”的辩护是基于对“三个事实的反思”[1](P182)： (1)人，就其特性而言，多少是有理性的。 (2)人的历史境遇是一种匮乏的境遇。 (3)人具有的一定程度的才智，使他们能够改善其境遇。 其中，(1)所讲的是理性的人知道如何去满足其所具有的强制性的需要，会倾向于掌握和使用满足这些需要的工具。(2)所讲的是既定的人的需要和外部自然的特性使得人们无法满足其需要，除非他们花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即从事不是作为目的本身来体验的劳动。(3)所讲的是人倾向于反省其正在做的事情并辨别做事情的更好的方法，知识的扩展有时可以用于生产，而且这种情况是看得到的。科恩认为，从已知的(1)和(2)可以推出，当知识提供扩大生产能力的机会时，人们将倾向于抓住它，因为不这样做将是非理性的。因此，生产力的发展趋势贯穿于整个历史。 在《历史、劳动和自由》一书中，科恩又对上述论证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这一论证使用了三个前提：其一，人所处的历史境遇是一种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境遇，在既定的外部自然的这一特征及应对它的可达到的生产力条件下，只有大多数人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从事或多或少令人厌恶的劳动上，才能满足其需要。其二，人们具有用来发现新资源、发明新生产技术及工具的智力与其他能力。其三，人们有足够的理性抓住其能力在劳动中所创造的解决匮乏的机会。“简言之，在人们是有理性的且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的前提下，人们将不会无限期地放弃不断出现在其面前的发展生产力的机会”[2](P86)，因此，生产力将趋于发展。 科恩还针对一些人对他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相关论述的误解和批评，对“发展命题”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澄清。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是自主的，“它独立于社会结构，并植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境遇这些根本性的物质事实”[2](P84)。科恩强调，在他对“发展命题”的论证中，用来支持这一命题的论据都是非社会的物质事实。所谓非社会的物质事实，是指与社会结构无关的事实。例如，人类能够牺牲眼前的利益以追求更进一步的满足这种一般的事实，以及欧洲人在1250年所可利用的生产资源保证了欧洲绝大部分的劳动是农业劳动这种个别的事实。当然，不可否认，生产力的发展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会因非社会方面的原因而无法实现。例如，一场大地震的破坏，或生产力发展所需的能源已耗尽，或由于一种特殊的不是先前需要的但为现在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源的匮乏(如某种特殊的金属)。如果这些非社会方面的阻碍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假定生产力持续发展就是不正确的，但我们假设它们不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我们之所以提出非社会的前提，是要确立生产力的正常发展趋势。 一些学者提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因此，科恩的“发展命题”只有在假定生产关系始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这样说来，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存在有利的生产关系。对此，科恩反驳说，生产力的发展当然离不开有利的生产关系，但这种有利的生产关系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在条件，而不是生产力趋于发展的内在根源，因此，从生产力只有在有利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并不能得出生产力趋于发展的根源是有利的生产关系的结论。当然，由此不能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无须生产关系的帮助，这就像一个小孩儿有自主成长的趋势，这种成长趋势是他内在地具有的，而不是由其父母外在地灌输给他的，但由此却不能得出，由于他具有自主的成长的趋势，故其不依赖于父母和其他人的帮助就能成长。生产力自主的发展趋势与此相类似。因此，导致生产力趋向发展的最终原因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人是有理性的、有革新精神的及受着匮乏的折磨这些事实”[2](P92)。 第二，生产力趋于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人们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解决匮乏问题。科恩说，他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一书中对“发展命题”的论证，是基于人类是面对匮乏问题的有理性的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动物，并通过改进生产力来设法减轻匮乏问题。这样，从根本上讲，生产力趋于发展是因为这种发展减轻了人们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的匮乏。然而，他在对这一问题的论证过程中却不经意地讲过这样的话，即人们采用更高级的生产力是为了减轻他们自己的劳动负担，说得再具体一些就是，个别生产者或他们合作的群体努力提高其技能并改进生产手段，以减轻其劳动负担的程度。在这一说法中，“整体意义的生产的进步成了这些不同努力的聚合的结果”[2](P87—88)。科恩承认，他的这一说法有问题，因为这样一来，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就是同特定个人或群体的理性相连的，因而失去了其自主的特征。这实际上是混淆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与具体原因。不可否认，一些理性的生产者采用先进的生产力是为了减轻他们自己的劳动负担，但这只能构成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具体原因，却不能构成其根本原因。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原因可以是为了减轻劳动负担，但也可以是别的。例如，如果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采用了更先进的犁，那么，可以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减轻他必须投入的劳动负担；但如果一个资本家采用了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或方法，则可以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或增加他的利润，而不是为了减轻任何人的劳动负担。然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原因起作用的情况下，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仍在起作用，也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的流行是“因为它对于征服匮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无论这一结果与改进生产力的资本家的动机相距有多远”[2](P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