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7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2-0070-07 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方法论或研究风格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已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但作为当代政治哲学舞台上一支与资本主义话语抗衡的左翼力量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却未受到足够关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固然值得借鉴，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哲学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辩护，对于我们当前的理论和实践而言都有着更重要的参考价值。有鉴于此，本文拟在系统考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转向的基础上，对这一转向的两种基本进路予以梳理，并发掘其理论进路背后的深层逻辑和启示意义，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何以转向政治哲学 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英语世界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宗旨是，使用英美分析哲学和当代实证社会科学中的“分析方法”(包括文本和语义分析、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理性选择理论)来澄清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的诸种理论，使其符合分析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精确标准。横向来看，其研究域包括历史理论、方法论、经济理论、阶级理论、剥削理论、国家学说、正义与道德学说等。但若从纵向的发展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域呈现出一种向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集中的趋势①。 道德与正义等规范主题并不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着意建构的理论范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缘何会关注规范学说？这首先与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道德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哲学传统的融合有关。英美分析风格的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历来是相互漠视的，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受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的影响，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式的)的术语和风格一向抱持怀疑和高傲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20世纪分析的道德哲学不过是对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甚至已被黑格尔超越的)18世纪政治思想传统的拙劣翻版。”[1](Pvii)但当20世纪60年代英美地区的激化的社会矛盾重新唤起英美学者对道德和政治哲学的热情时，也催生了他们对长期被英美分析传统所忽略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大量英美道德哲学家开始致力于发掘马克思学说中的批判视角和规范维度，由此，英美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融合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兴起于这一地域和背景之下，因此它在诞生之初就隐含着对规范学说的关注，这埋下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期转向政治哲学的伏笔。 作为坚信或对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左”派知识分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旨趣在于批判现实制度并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提供理论支撑。但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里，“社会主义的胜利表现得盛衰无常，资本主义必然衰败的断言让人半信半疑”。[2](P2)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几乎让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破灭的理想”，与此同时，当代资本主义却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其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也在消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这一切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证分析的社会主义必然论丧失信心，转而诉求道德辩护来激发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③。他们从规范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并论说社会主义的正义图景，从而转向注重“应然性”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研究。对此罗默(John Roemer)明确说道：“现存的问题不是实证历史的问题，而是关心什么才能构成一种正义的社会的哲学问题。”[2](PP199-200)而当代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正义话语的复兴也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政治哲学提供了理论动力。科恩(G.A.Cohen)指出，与以往所有时代不同，当今世界已进入民主时代，任何社会安排都需要在大众那里获得辩护。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需要拥有关于所支持事物的道德正当性的信念。民主时代的这一特殊需求加上意识形态历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催生了资本主义的“信念证明体系”。当今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基于自由、权利、正义等价值为私有财产制度作了各种辩护，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却忽视正义等规范话题，在反驳资本主义的正当性方面无所作为。资本主义在思想意识上的胜利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使得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信念的辩护成为当务之急。而要完成这一理论任务，就必须进入正义领域④。 可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政治哲学，实质是一种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意图通过规范策略来激发资本主义制度变革和树立社会主义信念的努力。其理论目标在于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层面驳斥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进而确证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的道德优越性。正是这一目标指向开启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政治哲学的两种基本进路。 二、基本进路之一：建构剥削不正当的规范依据 剥削是马克思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作为对现存制度持批判视角的左翼学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自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剥削问题，其核心组织“九月小组”最早的两次会议都以剥削为主题。不过，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早期对剥削的研究更多的属于经验性研究，比如罗默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做的工作就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现象进行细致的经济学分析。随着资本主义道德辩护话语的扩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觉察到，剥削这一概念并不必然包含规范内涵，因此将资本主义判定为剥削的制度并不能不证自明地揭露资本主义的道德不正当性。剥削是一个劳资之间的关系范畴，它可以是技术意义上的，也可以是道德意义上的。从技术意义来看，剥削意味着资本家利用了工人的劳动，但这就如同矿工利用自然资源一样，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从道德意义来看，剥削意味着工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只有这层意义才能映射出资本主义的不正当。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时诉求的是一种技术意义的剥削概念，即剩余价值从工人向资本家的转移。这一概念至多解释了利润产生和资本扩张的机制，却没有说明剥削为何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⑤。由于缺乏清晰的规范依据，传统剥削理论既无法反驳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资本主义道德中性说，又难以回应资本主义代言人对剥削所做的道德辩护。譬如，工人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自愿出卖劳动力且自愿接受雇佣关系的，因此资本家剥削工人是正当的；又如，剥削是刺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经济增长将增进全社会包括工人在内的利益，等等。这一切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要确证资本主义的道德不正当性，就必须放弃传统理论对剥削的技术性考察，转而建构剥削不正当的规范依据，从平等、自由等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的道德错误。这构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的第一种基本进路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