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三个层次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这里，在“最初”的意义上，围绕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这一主题，作为工具性的方法是具体的分析哲学的方法；而作为理论形态层面的方法则包括：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仅如此，在分析思维下对辩证法和整体主义的拒斥以及对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推崇，构成分析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致思路径。这三者相互区别而又结合在同一理论之中，共同规约着分析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建的工作，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三个层次。 首先，就作为工具性的方法而言，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澄清”工具。这个层次的方法论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广义的分析”，也是具体的分析方法。它包括：语言概念分析、逻辑形式分析、数理模型分析等。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所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运用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分析方法。科亨(也译“科恩”、“柯亨”)和埃尔斯特的著作中既有语言概念分析，又有逻辑形式分析。 其次，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或根据主要包括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个层面上的方法论之所以被上升为“原则”或“根据”，是因为它们能以某种方式规定研究的方向，从而排除显然会使所说明的问题陷入“困境”的方向。功能解释结构是科亨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的方法论根据。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及理性选择、游戏理论，则构成了埃尔斯特和罗默眼中能够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微观基础的方法论原则。这实际上也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狭义的分析”。它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从构成总体的微观结构到总体的解释，这是静态意义上的；一个是从促使宏观现象转变的微观机制到宏观现象的解释，这是动态意义上的。这样，分析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替代方案：功能解释替代辩证因果关系，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替代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理性选择替代结构主义。 第三，无论是“广义的分析”还是“狭义的分析”，其批判所指都是辩证法和整体主义，其基础都是分析思维。依据分析思维，分析马克思主义以上述两个层次的方法论为切入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致思路径。 上述三种意义上的方法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这里存在着极为复杂的错综关系。这种复杂性在于：方法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层次的确是有所区别的，即前者属于分析哲学的方法，后者属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层面之间具有内在关联：这种关联体现在作为工具性的分析哲学方法和作为根据的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相容和相互支撑的，它们一起构成分析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 二、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分析马克思主义究竟与分析哲学有怎样的相关性，对此需要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需要从哲学史的根源上阐明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首次正面”结合，即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如何可能的；另一方面，需要说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潜在地带有与分析哲学相关的一些假定。如果说第一方面的考察是历史层面的考察，那么第二方面的考察就是具体层面的考察。本文主要就第二个层面的考察作出具体解释和论证。 作为分析哲学介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带有与分析哲学相关的一些假定。这些假定包括：拒斥思辨的形而上学；诉求科学化的清晰严密；分析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的相互强化。 1.拒斥思辨的形而上学 与分析哲学一样，分析马克思主义或明或暗地拒斥思辨的形而上学。当然，这种对思辨形而上学的拒斥首先表现为对“黑格尔化”的辩证法的拒斥。由于对“黑格尔化”的辩证法的拒斥，分析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求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划界，而且否认历史理论与哲学唯物论之间的任何关联。这种倾向最典型地体现在科亨和埃尔斯特身上。 如果说分析哲学力图在科学与思辨的形而上学或哲学之间进行划界，那么，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这里表现出的一种倾向就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实现科学理论和哲学之间的划界。 科亨、罗默和埃尔斯特都主张，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之间存在根本差别，黑格尔是历史哲学的创造者，马克思则是历史理论的创造者。他们试图将马克思的哲学视为对黑格尔哲学的认同从而加以拒斥，并以自己的方法论为基础重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科亨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三部曲使得黑格尔具有一种关于历史的反思，是一种哲学；而当马克思用生产方式的历史去代替黑格尔的精神的历史时，他具有的就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而且是“近乎科学”的理论。(参见科恩，第41-43页)罗默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尽管拒斥黑格尔的唯心的历史哲学，但是，这种由内在于历史之中的辩证律所支配的关于历史的宏观断言因为缺乏个体理性选择意义上的微观基础，从而不可能是“科学的”，理应被抛弃。(Roemer，pp.191-192)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既具有一种经验的历史理论，又具有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因为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而成为客观目的论的、功能解释的，因此是“非科学”的。(Elster，pp.457-459)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试图使科学与哲学之间泾渭分明，而且否认历史理论与哲学唯物论之间存在关联。这体现在他们对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的轻视。科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础性区分就是“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区分：他明确肯定“物质性”的意义是指经济意义上的，与“社会”关系相对，而不是与“精神”活动相对。这实际上就使得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绕开了哲学唯物论的纠缠。埃尔斯特对科亨的上述观点极为赞同，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哲学唯物论即关于物理世界及其与人的意识的关系的理论不仅“不甚一贯”，而且和历史唯物论无关。他说：“我并不完全相信，可以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唯物论的评论或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别称之为实在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中抽象出任何一种一以贯之的理论(撇开各种表明其反面的能动尝试不谈)”。(埃尔斯特，第52页)即便对于人们为论证历史唯物论而对哲学唯物论提出的可能辩护，埃尔斯特也持否定态度。他评论道，人们可能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唯物论的，因为马克思把解释的第一性给予了物质，但是实则不然，“即使可能在哲学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确立一种更充分的相似，其中一方的有效性(或无效性)并不能成为对另一方的证明或反驳。只有当人们可能证明某种演绎性关联时，哲学多样性才可能作为一种基础服务于历史多样性。但是我并不知道任何一种即使向确立这种演绎性关联迈出过哪怕一小步的理论”。(埃尔斯特，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