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13)01-0005-11 一 路径选择：康德还是黑格尔 夏莹(清华大学哲学系) 长期以来，黑格尔一直被视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通过黑格尔来解读马克思就成为了颇具普遍性的阐释路径。思维惯性的形成反而使得我们忽视了对这一路径本身进行前提批判，即反思和追问这种路径的有效性在哪里？其解释的限度又在哪里？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均尚处于晦暗之中。在此，要确立“以黑解马”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尚需要一个“他者”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以康解马”的路径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来说就是那个异质性的“他者”。柄谷行人教授提出的“通过康德读马克思，通过马克思读康德”的观念推动了这个“他者”的形成。 柄谷行人(日本近畿大学国际人文科学研究所) 马克思说他通过唯物主义颠倒了黑格尔的观念论体系。但这并非简单的头足倒置的颠倒，它同时也是前后颠倒。对黑格尔来说，事物的本质出现在结果当中，即在事物已经完成的状态当中。换言之，黑格尔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事后”(post-factum)，而康德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事前”。在康德看来，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我们能够设定前提，并确信它；观念是表象，但它是先验的表象，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它；世界历史朝向的是一个“目的王国”，在那个王国中，道德律令将得以实现，历史的观念就是世界朝向“目的王国”的观念。但对于黑格尔来说，观念并非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某种在未来获得实现的东西，而是与之相反，观念存在于现实之中。所以观念不是一个表象，在这一意义上历史是完成的。当马克思颠倒黑格尔思想的时候，他不是将历史看作已经完成的，而是视为将在未来得以实现的。这里存在一个从“事后”转向“事前”的立场转换。就此而言，这是对康德立场的回归，尽管马克思对这一点讳莫如深。 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柄谷教授关于马克思所完成的“颠倒”的说法似乎颇有新意，它是通过关于“事后”和“事前”的区分将黑格尔与康德区分开来，即认为黑格尔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事后”的，康德则相反。柄谷教授将康德的看法描述为“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我们能够设定前提，并确信它”。但我的思考是：第一，这种区分对于康德和黑格尔来说是否非常重要和准确；第二，即使承认存在这种区分，也根本不足以构成让对马克思的阐释回到康德那里去的理由。先看第一方面，如果按照柄谷教授的标准，17世纪、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或者处于自然科学学徒状态的社会科学以及全部空想主义者，大体上都采取了“事前”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的意识形态。与之不同，只有黑格尔为了要求现实性，而拒绝了在这种地方谈论那种抽象的可能性，认为那只是一个随便谈谈你个人的想法罢了。这是黑格尔哲学中深刻而重要的地方，是其哲学达到的新的原则高度。 对于黑格尔来讲，未来不是理性的对象，而是希望和恐惧的对象。就此而言，康德与黑格尔并不矛盾。对于康德来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我们能够设定前提并确信它”，我想说，对于黑格尔来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是我们能够把握现实，并且能够从现实中引申出所谓可能性，即与抽象的可能性相对立的现实的可能性。当然，黑格尔做历史哲学，最后必然停滞在某个地方，一方面是体系的完成有这个必要；另一方面，在他看来，未来不是理性的对象，这一点我想康德并不与之对立。所以，按照柄谷教授的说法，历史的观念就是世界朝向“目的王国”的观念。但对于黑格尔来说，观念并非某种在未来获得实现的东西。我们在此姑且不去论断黑格尔的观点是其长处还是短处，这样一种论断根本不足以严格地区分康德和黑格尔，所以我认为，“事前”和“事后”的区分，就我们研究的对象来说，不仅很不清晰、含混之处甚多，而且几乎完全是形式的，在哲学上并不特别紧要。事实上，按照恩格斯后来的解释，只要把那个历史的“终结”剪除，那么黑格尔的历史原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并且在哲学上基本是积极有效的。 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院)对于“事前”与“事后”的区分，我个人持较为积极的看法。这与我这些年来的理论研究视域有关。在近年来对辩证法与决定论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一直试图超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倾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早先来自苏联教科书体系，后来卢卡奇开创的新的阐释路径进入了中国学界，并获得了广泛接纳。这种接纳对于我们克服苏联教科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我们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卢卡奇所代表的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解读并没有真正克服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困境，而是重新陷入了一种黑格尔目的论式的历史决定论。不仅如此，这种目的论式的决定论还与传统的经济决定论一起，构成了一种既相反又互补的理论连环体：如果你反对经济决定论，马上就会落入黑格尔的套路；如果反对黑格尔，又会马上落入经济决定论的圈子。我们如何超越以往的这个理论困境，这个问题长久以来困扰着我。 近五六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克服黑格尔主义的路径，康德很自然地进入到我的视野当中。我个人的学术研究也经历了一段在黑格尔和康德之间的来回摇摆或震荡的过程。经过这种反复震荡，我所思考的问题是：对于理解马克思来说，如何在黑格尔与康德之间保持一种居中性，如何在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也就是说，一方面，理论智慧能够从实践智慧中汲取新鲜的东西；另一方面，理论智慧又能够返回来充实实践智慧，从而使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当然，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最终还是要使理论逻辑转变为一种实践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