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1年第10期的《哲学研究》上，刘奔先生发表了《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文，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时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揭示了时间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意义。(参见刘奔)之后，俞吾金先生从实践概念出发，并结合资本的运行过程，进一步讨论了时间范畴的哲学意义及其在马克思哲学中的理论地位。(参见俞吾金)这些研究打破了传统思路的束缚，形成了探讨时间问题的新的理论指向。在此基础上，按照自己近年的研究思路，笔者更愿意将马克思的时间概念与资本逻辑联系起来，从两者的关系出发来揭示时间范畴的现代哲学意义。 在过去的研究中，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转变，建立了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理论构架，《资本论》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成果。在这一思考中，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并不存在逻辑的转变。这也意味着从生产逻辑出发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资本逻辑批判的结论。但按照笔者的思路，这种逻辑恰恰是成问题的：从一般的生产逻辑出发，并不能得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反而有可能陷入李嘉图式社会主义者的思路，即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提出不要资本家、但必须接受资本的解决方案。(参见仰海峰，2010年a，2010年b，2011年b)这意味着，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度解释，必须以资本逻辑为核心来展开。同样，对马克思哲学中的时间范畴，也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清晰的阐明。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一段充满激情的文字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变化，揭示出现代社会的时间境域：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 传统社会中凝固化的时间被资本搅动起来，变成了吸纳一切的漩涡。这也意味着，时间已经从先验的存在状态转变为可控制的存在状态。这个过程是如何被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质规定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此做出具体的分析。到了《资本论》，马克思则以商品生产为例，具体分析了资本逻辑与时间规划的内在关系，揭示出资本逻辑的时间境域。 一、商品的普遍化：物化时间的社会存在基础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论证了日常的此在处于一种计算化的时间境域中，这正是此在遗忘存在、沉沦于日常性的流俗时间：“流俗领悟所通过的‘时间’的种种特性之一恰恰就在于：时间被当作一种纯粹的、无始无终的现在序列，而在这种作为现在序列的时间中，源始时间性的绽出性质被敉平了。”(海德格尔，第390页)时间变成了一种线性化的、可以即时计算的东西，存在就在这种可计算性的时间中到场，成为存在者。在这个意义上，流俗时间规定了沉沦的此在。这种可计算的时间，从技术层面来说有赖于时钟的产生：“时钟如此造成的基本确定性既不在于指示时间的持续，也不在于指示时间现在的流量，而是在于持久地固定当即。”“当即是什么意思？比如，‘我当即看手表’。(……)我是否就是这个当即？其他人是否都是这个当即？如是，那时间就是我自己，所有其他人都是时间。”(海德格尔语，转引自斯蒂格勒，第252页)由时钟度量的时间成为工业化时代人们的存在境域。“‘人们’的手表以及一切钟表都指示与他人共同在世的存在。”(同上，第271页) 从海德格尔的论述来看，时钟成为时间的尺度当然是技术作用的直接后果，但这种流俗意义上的时间实际上早就被确定了，即早在人们面对太阳确定时间节气的时候，体现存在境域的源始时间就开始向平均化的时间滑落了。海德格尔的批评是一种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反省。在这种反省中，技术的“座架”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了无差别时间中的“人们”或“常人”。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从社会历史的意义上来说，时钟何以能够成为日常生活的时间度量器？在以循环时间为主要境域的农业文明中，即使时钟所度量的时间存在着，对人而言也并无根本的意义，因为农业生产无需精细到每小时、每分钟；只有到了工业文明之后，时钟才获得了社会存在的意义。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农业文明的时间与工业文明的时间或许只有量的差异，但如果从马克思的论述出发，这种差异恰恰是根本性的。从社会存在或者说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说，商品的普遍化才是时钟所衡量的时间得以流行的基础。只有在这个新的社会存在基础上，物化的时间才可能成为一切存在的境域。 对马克思时间理论的上述新解读，将构成重新阅读《资本论》，并以资本逻辑为基础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的开篇之句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版，第47页)早在氏族公社时期，商品就已经存在，因此，以商品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似乎不太合适。但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存在并不具有普遍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商品交换只具有从属的意义；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才得到普遍化。“直接的物物交换这个交换过程的原始形式，与其说表示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自由的形态，它还直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这表现在两方面。生产本身，就它的整个结构来说，是为了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因此，在这里，只有当使用价值超过消费的需要量时，它才不再是使用价值而变成交换手段，变成商品。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尽管两极分化了，但只是在直接使用价值的界限之内变成商品，因此，商品所有者交换的商品必须对双方是使用价值，而每一商品必须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443页)也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并不构成社会财富的本质内容，它并不规定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才成为普遍化的存在。这是从量到质的根本性变化，而不是量的积累。商品的普遍化在社会存在的境域中形成了现代时间观念，即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当海德格尔将商品社会的时间观念与前商品社会的时间观念相等同时，从马克思的哲学来看，这恰恰是成问题的。量的变化带来的质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存在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