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西方诸大国之崛起，在取得经济与政治成就的同时，也成就了相应的哲学思想，如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启蒙思想及实证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这些哲学思想及其成就，承接并表述了相应的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化，是所在民族与国家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是现代性意义上的国家哲学，并在不同程度上引领着世界潮流。因此，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走上稳健与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一定会形成相应的哲学成就。如果缺乏相应的哲学成就，即使已经实现了经济与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也很难说形成了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化模式。葡萄牙、西班牙乃至荷兰，这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占得先机的国家，终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无法继续成为现代化的典范。其中，缺乏哲学贡献，既是这些国家走向衰落的结果，也是因缺乏思想理论的自觉从而在现代性的全面构建中难有作为的原因。 中国道路，作为一条悠久而伟大国家的现代复兴之路，且是一条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理当也正在成就相应的哲学理念。参考世界历史时代的历史方向，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以及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与责任，我们有理由把与中国道路相对应的哲学理念称为实践哲学。这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独特的民族国家建立与崛起道路及其经验的理论总结与哲学述谓，是与上述诸多哲学成就相比肩且更加符合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值得深入阐释。 实践哲学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与建构，而是对于社会历史过程的自觉、阐释及其反思。中国道路乃从来没有过的历史实践问题，完全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既有的传统、西方经验以及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一方都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中国道路有待于实现对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综合与转化，更依赖于面向时代的创造与创新。在这一意义上，确如马克思所言：“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①中国道路成就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实践哲学。 中国道路在历史的起点处，已不可能“接着”或“顺着”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逻辑“往下说”。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哲学，是以否认非西方的自主的现代化为直接的历史前提，进而在欧洲中心主义框架下表述为武力与资本扩张为主导的西式民族国家乃至于帝国主义逻辑。这样的逻辑，在其自身展开过程中渐渐封死了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古老东方大国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晚明即兴起了一场以批判封建君权专制并倡导工商为主题的启蒙运动，可惜这场有可能在全国展开的现代性思潮，因王朝更迭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而中断，进而也中止了中华文明传统依其自身演变及其矛盾转变而走向现代性的历史可能性。到清朝中叶，中国的国力以及政治结构仍为西方所首肯，沃尔夫、莱布尼茨以及伏尔泰，依然把中华文明看成是西方学习的榜样，而无论是国家实力、文明程度还是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都优越于西方，至于中国的实践智慧传统更是为西方思想家所称颂。但此后欧洲迅速展开的工商业、资本主义化及其军事化的发展模式，使得不断富强的欧洲不仅一改对古老中华帝国的崇拜，转而开始了对中国的殖民图谋。从此，东方帝国的衰落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格局。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显然存在着置其他非西方国家为海外殖民地的帝国化逻辑，事实上，西方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及其地位更替，就是以殖民地的占有程度为依据的。1840年前后，古老中国遭受到来自于欧洲民族国家及其帝国逻辑前所未有的侵略，鸦片战争实是中华帝国面向现代性世界及其民族国家体系的终结，由此伴随着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人亡国亡种的苦痛经历与记忆，也开始了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辛亥革命，则开启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之建立，也开启了全球格局下中国道路的真正的历史起点。 辛亥革命的一个积极意义就在于，现代中国开始直面世界的现代化大潮及其历史变革。孙中山谓：“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把自己置于世界大势之外已不可能，现代中国的历史逻辑已不可能“反着讲”，中国已经不可能从自身道路中剥离掉西方背景及其经验。中国的历史选择只能是“迎着讲”，即从世界的自由民主大势中区分出民族国家的解放独立，并在历史的和全球性的现代转型中参考、吸取和批判西方经验，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自由民主的前提是国家的独立与完整，这也是现代中国兴起的基本目标，由此方可确定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应有地位。但是，以什么样的哲学资源来支撑这一道路，则是20世纪早期中国先进的知识界面临的艰难选择，这也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文化界的真实状况。复古的路已经没有，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定：“要想在中国传统里面找到足够的精神资源，发挥它的动力来救中国，可能性不仅很小，而且基本上没有。”②在这一背景下，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种种思潮，诸如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无政府主义，均为一时之思潮。现代中国正是对西方各路社会政治思潮的汲取与甄别中，最终选择了代表世界历史先进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由此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之路。中国道路以其艰苦卓绝的努力续写并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现代中国于逆境中“迎着”西方既定的历史逻辑，讲出且敞开了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的天道。中国道路即此“天道”的具体化，正在完成世界历史逻辑的重构。中国道路的开启同时也蕴含着中国古老的实践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传统推崇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强调于逆境中奋起，培植既坚忍不拔又刚柔相济的精神意志，这样一种意志品质乃是中国人百余年愈挫愈奋并保持高昂斗志的力量源泉。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强调变化与流动，既相信历史过程的变易与流动，也相信社会结构的变易与流动，但对天道始终保持敬畏，且认为对天命的领会总是切近天道，因而天道总能化为天命，而天命又化为人道，从天命到人道的转化过程即所谓实践或践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都是指奔赴天道的人的实践，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实实在在的践履工夫。至于时策、法术、技艺以及器用，则在不同程度上是人道的转化，虽终归服从于“中庸之道”，但还不能称之为实践智慧。体用之分或道器之分强调了中国传统的天道与本体，由此作出的中西揖别尽管并不足以指认西方传统的本质，甚至反过来强化了中国传统应对现代性的“先天不足”，然而从整个现代性及其问题持续累积而言，恰恰又原则性地规定了西式现代性的症结——天道提供的，正是海德格尔力图克服技术及其现代性问题的资源。按照海德格尔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③，共产主义学说，而不是各种历史学，才真正把握到了“世界天命的本质进程”，“欧洲的思想——曾经是它的伟大处——在逐渐展开的世界天命的本质进程中落后了”④。言下之意，共产主义运动所展开的乃是世界历史的天道。不过，依今天的态势看，中国实践传统及其当代转化过程将有可能提供一种既克服西式现代性也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问题进行内在调整的“天道”。但这是海德格尔难以真正把握到的。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全面展开，中国天道愈来愈呈现出从容自信的价值——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定且论证中国天道本身就具有普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