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码]1002-8862(2012)12-0103-02 “全球化与变化中的价值观”国际学术会议于2012年11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价值观与民族精神”联合主办。会议以“全球化与变化中的价值观”为主题,共有国内外学者60人参加,收到论文80余篇。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杨耕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韩震教授在大会中致辞。 以下分别就四个会议主题介绍最新讨论成果和学术动向。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变迁与价值多样性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塞尔教授认为,所有的人类制度现实都是由特定形式的语言表征创造的,这种语言表征就像状态函数声明的那样有着相同的逻辑结构。没有了例外函数的状态函数制造了积极的和消极的权力,创造了一种道义力量。一旦这种道义力量被认识到,它就给了人们一种付诸实践的渴望。北京师范大学吴向东教授认为,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依赖于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本体论立场和方法论预设。这种预设既为我们批判性地认识和解构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也为我们探讨现实社会中合理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原则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前提和基本方法。 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同样需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导致目前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出现的原因在于对主体性、理性等问题的错误发挥和扭曲发展,在于人对自身与周围世界关系的不恰当处理。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认为,价值和评价也是本体,与人类生活和精神密切相关。虚无主义只是一个临时的过渡现象,现代价值论研究的任务是在“存在”和“虚无”、“真实”和“虚假”之间构建一种合理和适当的关系。 二、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与对话 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库达绍夫教授认为,全球化中的价值观转变不可避免,一些意料不到的价值观可能从社会正义手段演变为剥削手段,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发生的变化需要特殊和重点关注。俄罗斯科学院鲍里斯·于定教授认为,技术进步是文化差异的倍增器,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的影响越来越直接地波及到人本身,信息化交往手段将导致价值的平均化。瑞典斯德哥尔摩索德托恩大学达卢奇·多斯特教授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劳动观与新价值观的转变,情感、无形的劳动和文化产业成为新经济的引擎,这可能意味着新的全球中产阶级的产生。 美国德鲁大学麦格奈尔认为,在全球化所引起的价值观冲突中,尊重差异的例外主义是一种可能的尝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美国德保罗大学帕金斯教授认为,19世纪大多数西方哲学家解决分歧的思路与中国古典的观点存在着相似;到了20世纪,相较于康德、笛卡尔或柏拉图,多数西方哲学家更倾向于中国的观点。北京师范大学刘成纪教授认为,中国美学来自于农业文明,农业特点是理解东方和西方美学之间区别的典型案例。华南农业大学王宁川副教授认为,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理论可以作为一种分析模型,以便从东方哲学的视角观察国际问题,实现道德或伦理共识。 三、现代性与文化认同 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曼达托夫教授认为,目标的解释和可持续发展政策面临的挑战要求对人类意义的共同理解,这种意义是与世界文化和哲学传统伦理内容结合在一起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意义构架是一种多边文化与文明的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张百春教授认为,各类传统文化都是在“此世”中的现象。人的精神世界应该有哲学、宗教和文化三个支点,它们最终能保证人的精神世界的稳定。 俄罗斯后贝加尔国立大学别尔纽凯维奇认为,文化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过程,东西方哲学中对彼此理念的接受,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互作用的方法论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山东省委党校贾英健教授认为,虚拟生存作为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很容易对人们已有的认同方式造成瓦解,并引发生存认同的多重困惑,但认同自身的反思性能够引导它走出困境,走向一种对当代虚拟认同意义的重建。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认为,全球现代化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扩张且日益高涨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及其促成的帝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使全球文明蒙上了可怕的阴影。中国依然必须处理好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的关系,使民族多样性的呈现有益于中华民族的重构。 四、转型时期价值观的危机与重建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认为,中国的价值理论反映了“文革”之后一种历史反思和理论重建的趋势。确立自觉的中华文化主体意识是构建当代“中国话语”的一个必要“潜台词”。我们应该在语境上超越“拥西”与“反西”情结,进一步形成当代中国自己的学说话语。中国人民大学马俊峰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必须科学理解和合理对待它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北京师范大学李祥俊教授认为,中国哲学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下产生的一个现代学科,是“一个未完成的叙事”,其中儒学构成其主干。如何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冲突融合中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是时代赋予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使命。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认为,汉语界有一些学者一直在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此问题上,实践哲学具有不可穷竭的价值。陕西师范大学袁祖社教授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变革实践,是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方式探寻、创制并努力实践“中国价值”,追求并重塑民族文化新精神信仰与价值(理性)特质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国价值”所着力锻造的应是当代“中国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