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2)06-0028-14 在一个充满争论的时代，一些逐渐淡出的争论会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这里，我的主要目的不是打算重新点燃对阿伦特女士《耶路撒冷的艾希曼》①一书的激烈争论，而是要拓宽视野，将该书置于她的哲学脉络中进行理解。本文做出的一些反思，实际上是由阅读阿伦特女士《论革命》②一书所推动的——因为至少就这本书而言，它一下子就揭示了在阿伦特其他所有著作中都能被辨明的某种一致性结构。随后通过阅读《人的境况》③、《过去与未来之间》④、论拉赫尔·瓦伦哈根(Rahel Varnhagen)的书⑤，以及对《极权主义的起源》⑥和其它一些文章的重新理解，我发现各种关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争论性批评——不管这些批评本质上有什么优点——都未能公正地将阿伦特女士作为一位哲学家来对待。对我来说逐渐明晰的一点就是，唯有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置于某个先已存在的概念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 另外，阿伦特女士论述的许多主题(这些主题与关于极权主义的著名理论相去甚远)——如果有人使用这一陈词滥调的话——与一系列对当下问题的关怀高度相关。这些主题与新左派中的某些趋势相关，与犹太人在新左派阵营中的角色相关，与某些犹太式自虐(self-flagellation)的典型形式相关。她关于人类在现代世界一般境况的看法与她关于犹太人的看法紧密相关，并且人们觉得反之亦然。 阿伦特女士并不是那种自信满满的哲学家，那些人相信我们这个时代遭遇的所有痛楚只不过仅仅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小漩涡。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深刻的精神、文化和政治危机的时代——在这个更广阔的议题上，我的个人意见倾向与她契合。然而，我们对困境感知的一致绝对没有引领我们走向一个相同的诊断——在文章开始我就需要指出，她的观点基本上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阿伦特所提供的对我们处境的分析是清晰明确的。她向我们展示了专制环境下，用以囊括全部人类经验的种种界限分明的二分法与绝对类型。阿伦特做出的二分包括“政治领域”和(资产阶级)“社会”(Society)⑦，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对个人生活的赞美和对公共福祉的颂扬，以及权力和暴力，等等。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把她视为人存在的各种基本、可供选择形式的繁琐细节讲得非常清楚。首先一个区别古已有之，即在沉思生活(contemplative life)和积极生活(active life)之间做出划分。由于自己本身就是个哲学家，阿伦特女士绝没有贬低沉思生活的意图，但她确实没有将其视为人存在的最高形式。她相信，人存在的最高形式体现在政治行动的生活中。而在阿伦特看来，沉思生活只有在一个充满活力、存在真正政治生活的社会中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在阿伦特的体系中，比沉思生活和积极生活区分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涉及范围宽广的区分，这些区分是她在行动生活(the life of action)内部察觉到的——这一范畴既包括了人最高的潜力，也包括了人最卑贱的存在形式。这个范围底层的存在形式是劳动和生产的生活——即“技艺人”(homo faber)的生活。劳动和生产(甚至是艺术生产)隔断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联系，将人与生物存在的各种必需性(necessities)相关联，并把人置于自然法则之下。由于这种生活形式过分关注人生理需要的满足，于是就导致偏向物质层面的自私自利，并成为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贪婪的最终来源。阿伦特赞同地指出，无论古希腊人如何赞美其艺术品，他们都对艺人持有一定程度的轻蔑，因为这种最高形式的生产活动被认为带有一种市侩(物质的)气息，与公共生活相隔离，并屈从于物质的限制。 家庭是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它被组织起来从事生产与再成产，从而确保生物的存活。因此家庭仅仅趋向功利和私利。正是这种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产生了主人和奴隶之间的父权等级制，并为专制等级关系提供了一般模式——而对家庭管理(oikonomia)的关注随后提供了一种无涉个人情感的科层管理原型。现代世界意义上的“社会”(与政治领域相分离的社会)是一种将旧有家庭原则全面扩张到整个社会实体后形成的产物。生活在一个主要围绕经济进程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被一些动机和态度支配，这些动机和态度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被限制在家庭内的私人领域。 与“技艺人”狭隘卑贱的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存在形式，确切地说，阿伦特将其定义为行动的生活(handeln)。行动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议(transaction)，而非一种制作(making)或制造(fabrication)。行动牵涉到人之间种种行为和言语的交换，行动真正的意义在其自身。生活更高的意义存在于戏剧或“故事”中，在那里，人们彼此之间将其视为生活在共同人类世界的演员伙伴，而不是将其看作为了功利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工人和生产者。只有在这种交互作用的生活中，人才能被认为是自由的，因为在这种生活中，人才有灵感产生创造性的行为和言语。如果试图使自然与自己的目的相适应，那么人必然会被由自然世界支配的那些客观进程所奴役。 阿伦特女士关于行动生活和制造生活之间区分的讨论引人入胜，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想到了马丁·布伯对“我—你”(I-thou)关系和“我—它”(I-it)关系的区分。然而，与布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伦特充满热情地坚持行动生活的唯一真谛在于政治生活，尽管她承认存在一种不属于政治范畴的行动生活。她将基督教归于对人内心各种伦理关系的特别关怀——这是一种仍然模糊不清并隐藏于公共知识背后的善。这正是她的观点：恰是生活的公共性赋予了“公共领域”生活意义并使其充满光辉与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