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2)12-0001-06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备受批评的就是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今天，我们从他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身份、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需要与理论诉求等方面，来理解他们在反思和批判“正统历史唯物主义”中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①会有一番新的感悟。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需要与理论诉求 卢卡奇(1885-1971)、葛兰西(1891-1937)和柯尔施(1886-1961)这三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生活、战斗在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的思想理论环境处在三重矛盾纠缠之中：一是他们的前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纠缠；二是他们曾经接受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传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在落后国家发生和胜利的矛盾纠缠；三是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与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的矛盾纠缠。正是这些复杂的矛盾纠缠考量着他们也考量着所有马克思主义阵营当事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正是这些复杂矛盾纠缠中各方当事人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差异，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悲欢离合及其经验教训。卢卡奇等在十月革命前都大量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前后，他们都加入所在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并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这是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身份特质。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能够成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帮助工人阶级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认识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地位，明确自己通过改造现实社会实现本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他们的理论信仰以实践支持，鼓舞了他们将理论付诸革命实践的斗志。可是，当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各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时，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权威”解释，使他们感到革命实践理论支持的乏力。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增强人们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离开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统一性而强调唯物论；在突出唯物论时，脱离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而强调历史必然性；在论证历史必然性时，又不顾社会总体性而刻意强调经济必然性，表现出强烈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按照这样的逻辑必然性，即使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也会“自然灭亡”，并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由于他们都是资深的工人运动活动家，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长期的密切交往，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他们理解和转述的马克思主义，更加平添了“权威”性，使许多没有深入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几乎不加怀疑和反思。 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解释，给各国工人运动制造了理论困难。如果资本主义的经济必然性可以使社会主义“和平长入”，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成了多余的行为；如果不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也就成了多余的政治团体；如果不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也成了多余的理论，充其量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算命理论——它可以预知未来，却不能改变现在和未来；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决定的，那么，像俄国、中国、东欧各国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成了不顾历史条件的“左”倾盲动行为。可见，当以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原则”说明一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时，成了本·阿格尔所批评的“纯唯物主义”[1]。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无疑是一种革命的取消理论和历史宿命论，十月革命以实践上的成功讽刺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权威性，使战斗在无产阶级解放第一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家们不得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和反思，正是在这种怀疑和反思中，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独特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理论武器，是因为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他们需要理论作为认识统治阶级及其统治下的社会的指南，同时需要理论指导改造社会实践。所以，卢卡奇等强烈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征，强调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同时也是辩证法的本质。柯尔施因此强调“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批判”、“革命的实践”，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称为“实践的社会主义”。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革命实践的强烈需要使卢卡奇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为社会意识而斗争”，一旦无产阶级政党按照社会革命的需要使“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2]311。这种“社会意识”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柯尔施将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表述为“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如此一来，“理论按其本质说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无非是记录下每一个必要的步骤并使之被意识到，它同时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必要前提”。因此，理论不是别的，只能是“辩证的方法”[2]49-50。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对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及对“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都是基于这一实践需要的理论诉求。 二、对“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与对“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